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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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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8 17:38:57 | 显示全部楼层
“弄长”夫妇的新城生活
2015年05月24日   B08/B09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1980年,徐元勣和尤英英新婚时在家中拍摄的合照,背后的四喇叭录音机在当时是时髦货。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0年,尤英英新婚时和同学在家中拍摄的照片。当时女方嫁妆讲究的是被子要多,于是父母给尤英英准备了十床被子。



  左上:徐元勣和尤英英坐在自己位于静安新城1区的家中左下:阿佩的表弟、好婆领的邻居家孩子在家中拍摄的照片右上:徐元勣和尤英英1980年新婚时,岳父岳母在他们8.7平方米的房间里所拍摄的照片。右下:1980年,徐元勣和尤英英新婚时在家中拍摄的照片。


1969年,徐元勣的父亲站在济康里3号和15号当中的弄堂里所拍摄的照片。照片的右后方是弄堂里唯一的公厕,每天早上都要上演排队的“盛况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1980年,徐元勣和尤英英结婚的时候,特意把在济康里的婚房装修了一下。其实布置起来也很简单,因为这间8.7个平方的后客堂,里面摆上一张床,一个大橱,一个五斗橱,一张方桌,空间便所剩无几了。
  “埃个辰光结婚,36只脚,48只脚,别样没啥的呀。”徐元勣说,“最多弄只红灯牌收音机,算好的了。再好嘛弄只两喇叭、四喇叭。”尤英英说:“老早女方嫁妆只要被头多就好了。阿拉十条被头唻。”
  可别小看这间斗室,也算是一方小天地。两人谈恋爱时,尤英英的哥哥要结婚,尤家在徐家汇的石库门房子也同样狭小,于是徐元勣便让出了这间宝贵的斗室,给未来的大舅子做新房,自己挤到徐家汇那边。等到他和英英结婚,才住回济康里。“埃个辰光阿哥阿嫂也老夫老妻了,回去跟阿拉丈母娘轧在一道。”他说。
  英英嫁到济康里后,很快得了个美名,被大家戏称为“弄长”。因为她很早就不上班了,在弄堂里什么都“管”。
  “养好小孩不上班,白天就我跟几个老太在弄堂里,一道拣拣菜。”她说,“石库门房子不是晾衣裳都在弄堂里嘛。下半日我就帮伊拉(指邻居)收收衣裳,叠叠好,等伊拉下班再拿给伊拉。有的岁数大的在屋里,我就去看看呀。有辰光帮伊拉晒晒棉花胎。”
  夫妇俩很乐意帮邻居照看孩子。“阿拉中厢房里一个邻居,纺织厂上班老苦的,三班倒。伊衣裳晾出去,我帮伊收好、叠好。小孩读书回来,我帮伊浴汏好。小孩叫我‘大妈妈’,像一家人家一样。”英英说。
  每幢房子里的人家多,孩子也多。“弄堂里交关小朋友一道白相,白相好全部到阿拉屋里厢来吃冷开水。”徐元勣说,“有一个小朋友称阿拉屋里是‘全国屋里’,就是‘全国之家’,意思是大家都好来呃。现在这些小朋友都成家唻,阿拉年纪也大了。”
  徐元勣在殡仪馆工作,工资高、福利好,俨然是弄堂里的“大户”。“阿拉弄堂里手机是伊(指徐元勣)第一个买,助动车也是伊第一个买。福利又好,发回来鱼是大得唻,弄堂里邻居都有得吃。”英英说。
  90年代中期,徐家率先装上了电话。英英索性拖了根电线,在木门上钉了根洋钉,把电话搁在自家门口,充当公用电话。“老早阿拉要打公用电话老远的,在旁边福康里。我想想不要烦了,把电话拖到弄堂里,夜到乘好风凉再拿回去。打电话不要伊拉钞票,一分不要。”她说,“有辰光人家晓得阿拉屋里厢电话号码,打过来寻别人,我就去叫一叫。”
  身为“弄长”,她遇事不怕出头。旁边的新闸路812弄顺德里先拆,要造振安广场。打地基的时候,一墙之隔的济康里被震得摇摇晃晃。英英跟一帮人去“抗议”。“夜里厢(晚上)打桩,影响阿拉了呀。像阿拉这种房子,要震坏脱呃。”说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振振有词,“我就坐到桩头上,不给伊拉打。警察来了,其他人都逃光。我不怕,我就不走。”
  邻居有红白喜事,“弄长”夫妇也都愿意帮忙。“阿佩、阿珍伊拉好婆喏,走脱擦身也是我擦的。几个小辈待在旁边,吓死脱了。我讲:‘我来擦!’弄堂里两个老的走了,都是阿勣化妆的呀。”
  女儿徐苓小时候住在外婆家,到读中学的时候才回到济康里。夫妇俩对女儿采取了“散养”。“伊也蛮乖的。夜到阿拉搓麻将,伊就睏在阁楼上,也不嫌鄙(嫌弃)阿拉吵。读书辰光,牛仔裤自己在弄堂里用板刷来刷。”英英说。
  因为从小生活在弄堂里,又目睹了父母跟邻居交往的点滴。如今聊起济康里旧事,徐苓也会很热衷地插上几句。“老早我感觉人老随意的。”她说,“我当时读书回来,书包一掼,就在弄堂里随便走了。从这家走到那家,反正家家屋里门都开着。我记得阿佩屋里有个帘子,一掀就进去了。”

  搬出来十几年了,现在觉得一点不恹气

  转眼到了上世纪末,济康里要拆了。
  拆迁的风声是老早就听到了。“隔壁812弄那边的人先跑,阿拉就晓得这块地方要拆了。”英英说,“当时看到伊拉拆,也蛮羡慕的。阿拉属于第二批。”
  平时不分你我、吃在一起玩在一道的邻居之间,这时有了些许紧张气氛。“本身大家蛮融洽的。到动迁最后阶段,有个别几家人家有私心了,觉得侬分得好,伊分得不好。”徐元勣说,“大家都想分得好一点,搿辰光就‘虾兵蟹将,各显神通’了。自己打关系、寻人,总归是这样啰。照现在讲起来,想办法开后门唻。”
  本来无话不谈的左右邻舍,对于各自的去向并没有太多交流,“除非特别要好的”。许多邻居搬去了哪里,是后来才晓得的。
  他们还记得,1999年4月,阿佩先搬。英英说:“在一道理东西的辰光老开心的。阿佩搬的辰光,阿拉送伊。搬场车一来,有点难过了。我实际上无所谓,我跟伊搬在一道的呀。伊搬到新房子前过渡,就住在阿拉姆妈那里。但是走的辰光总归都难过的。只要有一个人哭嘛,都哭了。现在想想蛮滑稽的。”
  那年6月,徐元勣一家也搬了。家里的东西都搬空后,他们在8.7个平方的房间里最后再摆了一桌,请了些要好的邻居一起吃饭。由徐元勣掌勺,烧了许多下酒菜。
  “搬脱的辰光担心噢,到新房子不晓得会哪能。老早阿拉在弄堂里,(邻居之间)连吃饭都摆在一道吃的呀。”英英回忆说。没想到搬来静安新城不久,夫妇俩就打开了局面。
  先是装修的时候,楼上的邻居过来“取经”。“来来去去就熟悉了。上趟伊拉屋里小孩半夜里厢生毛病,阿拉女儿开车子把伊送到医院里。伊拉老感谢的。喏,这趟伊拉到日本旅游,给阿拉外孙女买了好几件衣裳。”徐元勣说。
  跟住同一层楼的老夫妇见面一聊,原来以前是住旁边福康里的。“伊拉要毛八十岁了。屋里厢电没了,电视机开不出来,都来寻我。”徐元勣说,“伊拉老早做厨师的,烧了啥好小菜,总归给阿拉送点。我嘛也买点牛奶、水果送过去。”
  楼下一对老夫妇,刚搬来时天花板漏水,敲了徐元勣家的门,请他们帮忙。“快点帮伊去擦啊弄啊。”老夫妇的子女不在身边,前两年老太太下雪天出门摔了一跤,是徐元勣把她背上来的。
  徐家钟点工用得好,介绍给了老夫妇和楼里其他两户人家。要是老先生出门回来晚了,钟点工就要给他们打电话了。“老先生九十岁了,几趟迷失脱。电话打过来,我就要开助动车去寻了。”徐元勣说,“伊去拿工资、交有线电视,老是走错脱方向。伊欢喜左手转弯,个末去的辰光左手,回来辰光还是左手,就不对了。”
  老夫妇对徐家的照顾心知肚明。英英说:“老先生一只红包从过年开始就摆在袋袋里,一直想给阿拉外孙女。我就是不好意思下去,晓得下去必定一只红包。后来叫阿拉钟点工带给我了。”
  昔日的“弄长”夫妇在新公房里找到了几分弄堂的感觉。“这里也蛮好,假使落雨阿拉没注意,隔壁阿婆会叫的:小尤,小尤,落雨唻。我今朝假使忘记买葱了,问伊拉要,都讲‘有呃有呃’,都这样的。”英英说。
  况且,他们在菜场里也开创了一片社交新天地。
  最早是认识了羊毛衫店的老板娘敏子。“埃个辰光室内菜场还没造好,店开在田林路马路菜场上。阿拉老婆欢喜结绒线,经常去摇羊毛衫,跟敏子熟了。伊搬到新菜场,阿拉就经常来白相。”
  在羊毛衫店吃咖啡、茄山河,斜对面卖成品菜夫妇的女儿常跑过来玩。“伊拉做生意忙呀,小孩只好掼在旁边。阿拉看到小孩蛮好,就带伊出去白相相,买买点心、冷饮。”徐元勣说,“后头到菜场里厢,‘爷爷’一叫,搀牢伊手就出去了。
  渐渐地,夫妇俩在菜场里跟小老板们“打成一片”了。
  徐元勣说:“跟那面‘上实’买肉的也熟的。伊是浦东人,昨日浦东回来,带了交关菜、一条鱼给我。跟卖米的关系也蛮好。伊拉安徽的,回去总归带点鸡蛋给阿拉。卖素小菜有两家关系也蛮好。”。
  英英说:“有辰光我买面条都不好意思自己去买。啥道理?不肯收钞票呀。去买肉也是。摇羊毛衫呢,老板娘敏子也不要阿拉钞票。伊拉都讲是自家人,侬哪能办?清明节去上坟,车子不够用。敏子总归帮阿拉开车子。”
  在人情交往上,夫妇俩深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逢年过节菜场最忙的时候,这些店主、摊主没时间烧饭,他们就会烧点菜送过去。卖半成品菜的老板娘前阵子去台湾旅游,老板一个人忙店里的生意,徐元勣夫妇帮了不少忙。“小孩我帮伊拉领,天天幼儿园接送,夜到(晚上)就住阿拉这。”徐元勣说。遇到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也是他们托关系帮忙找了学校。
  “人有来有去的呀。”英英说,“言话讲穿了,伊拉对阿拉也蛮好。阿拉女儿结婚,伊拉都来的。而且礼都送得多来兮的,五千块朝上。这是不容易的。菜场里有交关做生意的,本来相互不接触的。通过阿拉,现在关系都老好。”
  为了彻底解决孩子今后读书的问题,半成品柜台的夫妇最近买了房子。英英说:“伊拉老家在贵州,在上海没啥亲眷,当阿拉是自己爷娘。老板那天给我打电话:‘老娘,我房子弄好啰,侬猜猜看我买在啥地方?’伊开头想买(静安新城)5区的房子,还叫阿拉一道去帮伊看过。后头伊讲:‘我买在你们1区了。’跟阿拉要好得唻,要跟阿拉住了一道!”
  女儿徐苓遗传了母亲热情直爽的性格,从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也乐于参与到这些邻里、社区的交往中。在父母的“引荐”下,她和同龄的半成品柜台老板娘成了好朋友。“要好到啥程度?”英英说,“搿辰光老板伊拉开了两爿店,过年老忙的。阿拉女儿女婿早上会过去帮忙的。阿拉女儿跟老板娘搭档管一爿店,阿拉女婿到另一爿店,跟老板搭档。侬听到过口伐?”
  如今,徐元勣夫妇跟许多老邻居都还有联系,大家偶尔也会小范围聚聚。但到了女儿徐苓这一辈,跟昔日弄堂里相熟的小伙伴已经不大联络了。
  “搬到静安新城十多年,也习惯了。我现在觉得一点不恹气。”英英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楼主| 发表于 2015-5-29 13:06: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里屯:北京最孤寂灵魂寄居地
2015年05月28日16:40 中国新闻周刊 241
(一)

  这个当年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地方,因附近聚集外交公寓群,逐渐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

  可过去那个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一场拆迁。新建成的三里屯太古里2008年建成后逐渐成为北京的时尚地标。现在的三里屯,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任何原始的欲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在这里,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他们通过与陌生人的亲近寻找慰藉,和现实里缺失的存在感;在这里,你是谁在这里根本不重要,也没有人会记住你

  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晃了1个小时酒杯,就为了和坐在2米外的异性递个眼神;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男人,他的紧身裤破着好几个洞,头上顶着的黄发挡住一边眼睛,他在拿着单反的街拍摄影师面前来回路过了两遍,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街拍;一个女孩拿着英文菜单,流利地点了一桌西班牙菜,她的英文是纯正的美音,普通话却带着山东口音;北街的酒吧的钢管舞表演,一个裤腰带快扎
到胸口的大叔,戴着金丝边眼镜、叉开双腿,举起手机对着空中的女孩拍照。

  在4公里以外的北京簋街上,两个刚刚吃完麻辣小龙虾的游客到处问:“三里屯咋走?有没有公交车到?”

  三里屯是北京“神奇的存在”。

  这个当年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地方,位于北京朝阳区中西部,北京东二环最繁华地段。因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建起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带逐渐成为驻华外交人员、外国人聚居、购物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三里屯地域内有10条纵向、12条横向街巷。商业、服务业网点密布,三里屯酒吧街也成为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

  北京和“时尚之都”沾不上边,但几个大商场围起来的三里屯,又因毗邻使馆区,传递出一种时尚讯号,聚拢了北京的“潮人”。五颜六色的美瞳、彩色Newbalance运动鞋、MCM铆钉双肩包、皮裤和在冬天也要坚持露出的脚踝……几乎成了三里屯的逛街标配。各种口音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各种肤色的外国人,都能在三里屯碰到。它因此被写在旅游攻略上。

  据统计,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扎堆儿”着超过200家的酒吧,占全北京酒吧的40%以上。三里屯也成为夜晚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和三里屯仅1个红绿灯距离的工人体育场完全不同。相距1公里外的工人体育场里总是充满了上万名地道的北京球迷,他们穿着宽松的绿外套,脚踩一双球鞋,用浓郁的“京腔”高喊:“这里是北京”“别装孙子”……更多更直接粗俗的京骂总能激怒全国各地的球迷。

  三里屯则是另一个世界。台湾人Tony喜欢早晨坐在咖啡馆享用10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注重“酸碱平衡”的他,每周会在进口超市买齐一周用的饮用水;几个拿着“名牌”包的女孩排了一小时队,终于坐进一个不知道是花店、杂货店、咖啡馆还是甜品店的地方,为了喝至少128元一位的下午茶,9块点心被装在三层的英式餐具中,她们拍照发了朋友圈后,开始担心这些甜品会不会让她们发胖。“有很多有钱人,也有很多人拿着几千块的工资,却总想在三里屯活出年薪百万的感觉。”三里屯一个酒吧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4:00 欲望

  早晨,一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北京大爷、大妈坐在空地上晒太阳。一个住在三里屯幸福三村的老大爷正和修车摊的王伯讨论“京客隆超市”的韭菜到底贵不贵?

  三里屯的一天从下午开始。就像省去了前菜的大餐,失去早晨的三里屯从它苏醒开始,一切都是直接和赤裸裸的。

  下午2点,编剧小蕾终于找到合适的衣服,准备奔赴三里屯。为了出门,她已经在家准备了4小时,换了数十套衣服。心情不好时,她有严重的“出门恐惧症”。

  这天,朋友约她在三里屯的星巴克门前见面,每当她们约在这个地点,小蕾就要“收拾一下自己才能出门”。因为那里每天都聚集着四五个拿着单反相机的摄影师,围追堵截各种“潮人”。小蕾的经验是,“要靠单品取胜,比如帽子、墨镜之类的,街拍没人看脸。”

  虽然小蕾通常会拒绝街拍,但能被他们拦下,她还是会有一些“小雀跃”,因为如果不被拦住,那就意味着你的打扮有点老土。不时尚的姑娘在这儿“让人看着心酸”。

  三里屯的时尚是从“太古里”飘出来。这是一个大型开放式购物中心,2008年夏天正式营业。这个投资约48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由太古地产全资持有。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广场上一个宽26.9米,高7.7米的LED屏幕,循环播放着各种广告和商场宣传片。

  2010年后,太古里分为南北两区。面积逾7.2万平方米的南区以年轻潮牌为主,这里有在苹果店里蹭无线网给手机充电的年轻人、抹着红唇的街拍达人、在广场喷泉戏水的小孩;一份52块钱的沙拉里面几乎只有生菜,一般坐在那里吃的多是外国人。占地4.8万平方米的北区则聚拢了一批国际高端名牌,但人潮总是比南区冷落几分。

  246个商户散落在太古里19座当代建筑中,至少有27个品牌,在这个开放式购物中心聚集了大牌旗舰店、概念店、精品店、北京首家店、中国最大门店、全球最大品牌中心……这里还有一个拥有1700个座位的8屏影院、892个停车位;还有超过30家餐馆和酒吧,和一个99间客房、将近1.6万平方米的精品商务酒店,在那里住一晚1950元起。

  有的酒吧每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酒单,可一家从未更新过菜品的拉面馆,竟也在那存活了多年。就像一个拥有5辆法拉利的美国人,他喜欢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的酒吧喝酒,而他身边是乞丐拿着讨钱的碗,静静地坐着,他的碗里有满满的1块钱。三里屯店和人都是这样,以一种毫不违和的极度矛盾感相互映衬。

  2014年9月,90后王宫和妻子派派在三里屯SOHO开设了一家女仆餐厅,同样主题的餐厅北京仅有两家,而在三里屯,这样的餐厅就“毫无违和感”。要知道餐厅所在的商厦,曾使上海小南国这样的传统餐厅黯然撤店。

  夫妻俩同是“二次元”爱好者,两人拿着积蓄和父母提供的创业资金,又向银行贷款了150万,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

  中午,派派穿着至少3层的女仆裙站在店门口,细声细语地用日语说:“欢迎光临”。一天5000元的流水、两次翻台,足以让这个50个座位的餐厅收支平衡。谈到这些,派派的声线变得底气十足。

  笑容甜美的“女仆”桔子用1分钟画了一只Hello Kitty在蛋包饭上,又用10秒钟给蛋包饭“施一个变好吃的魔法”。有人不明白这“魔法”意义何在,但同样的动作她每天要重复40次。17岁的“女仆”安安被称为“店花”,有客人会专程从中关村过来为她捧场。每天至少有10桌客人要求和女仆合影,还有客人会问:“能不能跪着服务?”

  “这里会让人的欲望不自觉地膨胀。”派派这样评价三里屯。

  夫妻俩经常忙到“全身要碎掉”,因为原来的工作太辛苦,她才辞职创业,原本只想开一家自给自足的咖啡馆,一个月轻松挣几千块就心满意足,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计算:“每天流水达到2万元,两年内就可以开幕一间分店”。

  鹤子是三里屯SOHO的上班族,偶尔她的同事们也会光顾这间女仆餐厅。一次饭后,她穿着一件紧身裙等电梯,一个皮肤松弛的外国男人走来,对她说:“一百万一晚。”迟疑了一下,又改口道:“一千块一晚。”这时刚刚下午三点钟。

  小蕾凭借一副香奈儿墨镜成功被摄影师拦下,她婉拒了街拍,和朋友们坐进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开始享用下午茶。

  小蕾住在北京青年路的公寓里,距离三里屯大约20分钟车程,她的男朋友戏称三里屯是小蕾的家乡。每次写完稿,她会和朋友来三里屯庆祝,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她自己也想不出除了三里屯,还能和朋友们约在哪?

  在三里屯,你可以花11.5万元买一件拿破仑三世的古董盔甲;也可以用48元在咖啡馆买一块2厘米长的村田智明设计的橡皮。

  在小蕾用餐的餐厅里,制作一款蛋糕需要20分钟,他们“现点现做”,顾客也乐于等待。营业后的第二个月,这里便开始出现排队人潮,一到周末,大约50个人在店外等待翻桌。自从王菲来这里喝下一碗莓果酸奶,这款52元一杯的酸奶每天能卖出100份。

  北京还有哪里可以替代三里屯?几乎所有在三里屯的采访对象都有这样的反问。
 楼主| 发表于 2015-5-30 15:57:12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5-29 13:06
三里屯:北京最孤寂灵魂寄居地
2015年05月28日16:40 中国新闻周刊 241
(一)

(二)
  17:00“脏街”丢失的灵魂

  虽然每晚都有人在三里屯high到呕吐,但这里的光辉正在渐渐暗淡,和后海、五道口等地酒吧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三里屯酒吧街最初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里毗邻使馆区,周围又有不少外企,90年代初,热爱夜生活的外国人,在这里点亮了北京的夜空。酒吧街最初分为南北两条,最先兴起的是“三里屯北街”,第一家酒吧“咖啡咖啡”诞生于1995年。

  那时的酒吧老板几乎都有海外背景,街上也挤满了来自各国的老外。那时的北街还没有钢管舞,周末像庙会一样人山人海,有的酒吧要门票才能进,人们拿着酒瓶站在路边,彼此没有心防地“瞎聊天”。

  先锋的中国人也开始闯荡三里屯。那时作家大仙与何勇、崔健、石康等人并称为“三里屯十八好汉”,他喜欢从北街第一家酒吧喝到最后一家,再从尾喝到头。大仙有数不清的作品灵感来自三里屯。

  那时,三里屯聚拢了一批向往外国文化、有海外背景的中国人。1998年,还是学生的陈璞第一次来到三里屯,爵士、民谣、电音等各式各样的音乐声从风格迥异的酒吧里飘出来。几块钱买一瓶酒,就可以在北小街的各种酒吧串场、跳舞,没有人逼你消费。那时,北小街也没被称为“脏街”,那里还只有一家麻辣烫。在小卖部买一瓶酒,陈璞就能和朋友坐在一家酒吧的院子里,吃着烤蘑菇,聊天到凌晨5点。

  那时“太古里”还是一片6层的居民楼,酒吧和外贸服装店聚集在居民楼一层,而那时几乎每个酒吧老板的梦想都是“开一家与众不同的店”。陈璞喜欢在那些外贸服装店买衣服,平价又时尚。她也坚持在冬天露着腿,“这是一件多正常的事,有的鞋就是要露点腿才好看。”而现在的冬天里,更多的女孩穿着“看得见肉的黑丝袜”从豪车中走出来,也有女孩光着两条大白腿坐在酒吧的卡座上,相比之下,只“露脚脖子”的年轻人已太保守了。如今步入而立之年的陈璞已经很少这么穿。陈璞现在很少再走进酒吧,她更愿意在三里屯买衣服、逛精品店、做指甲。现在,她有各种名牌衣物包包,她的打扮更加时尚、精致,也更依赖品牌。

  自从8年前,她供职的公司搬来三里屯,她已经离不开这里,“三里屯的变化特别大,但每一个变化我都能接受,因为发自内心地喜欢,所以我把三里屯融入在生活里,毕竟这里还是聚集着同一个调调的人。”

  作家大仙在《十年三里屯》中讲述了三里屯的最大意义。“1998,在三里屯酒吧,一位城乡结合部的带头大哥,坐下来就问:咱酒吧有啥下酒菜,炸花生米和猪耳朵有吗?2008,秀水假名牌越穿越像真名牌的私企豪杰,张口就问:洋葱圈有吗?炸泥肠有吗?水果沙拉有吗?里面多搁猕猴桃。三里屯的价值在于,让中国人从吃糠咽菜,一把进步到奶酪黄油。”

  如今,这里的餐厅仍大多是西餐,你能吃到意大利菜、西班牙菜、墨西哥菜,还能找到印度餐厅、伊朗餐厅、日韩料理、美式烤肉、英式下午茶……有的餐厅的菜单甚至没有中文只有英文,而常来这里就餐的中国客人也能不看菜单就点菜。他们有的梳着油头、西服革履,在餐厅切一块100g的羊排;有的姑娘从这一路闯进老外圈,成功移民;也有人背着帆布包,在书店翻阅英文的设计书。

  现在的陈璞更想要安静的生活,于是她选择和三里屯的中心保持距离,在C5艺术区开了一间咖啡馆,这里距离“太古里”1公里,走过去至少要16分钟,经过两个红绿灯。咖啡馆每天早上10点开门迎客,晚上7点关门,这里和三里屯的夜晚几乎没有瓜葛。下午5点,她坐在自家的咖啡馆,享受着一杯拿铁,里面有两种咖啡豆,加的是一款“奶味很淡”的牛奶,为此她把市面上所有的牛奶都试过一遍。

  大仙的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一场拆迁。2003年,北京政府出台“新三里屯规划”方案;2005年,三里屯南街、北街开始拆迁;2007年3月,SOHO中国获得三里屯的一块地皮;5月,世茂地产以14亿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地块……之后它成了后来的“三里屯太古里购物中心”“3.3服装大厦”“三里屯SOHO”和“世茂·工三”商场。

  这些地产商的出现改变了三里屯的商业格局,酒吧街的租金至少翻了一倍,三里屯北街原本风格迥异的酒吧几乎变成一个模样。路口的地平线酒吧开始请女孩跳钢管舞,之后几乎每家酒吧都竖起了两根钢管。水烟首先出现在某一家酒吧,不到一个月,这条街上的另外13家酒吧都开始出售水烟。没有人愿意错过一丁点商机,复制是最简单又低成本的方式。

  虽然“脏街”始终是三里屯的“灵魂”,但它的传奇色彩也开始黯淡无光。Jim是这里一家酒吧的经理,在这里工作了16年,在老家他曾是一个厨师,因为喜欢酒吧文化才来到三里屯。最初他是酒吧的服务生,住过地下室;两年后,他变成调酒师,2006年成为店长,后来他和朋友一度在三里屯开到三家酒吧,现在他和朋友在北京拥有两家酒吧和一个餐厅。

  Jim今年40岁,孩子刚刚5个月,他和妻子在三里屯相识,是同行。“我们这个行业,找同行最好,能互相理解。”后来,妻子改为白天上班,“女孩长期上夜班很容易老。”而Jim依然要晚上工作,时常顶着太阳下班回家。

  他和妻子虽然睡在一个房间,但两人只有周末休息时才能真正见上一面。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你看我满脸的皱纹,原本想40岁退休,但现在觉得身体还可以,喜欢这个行业就继续做吧。”

  他现在痛恨别人把这条街称为“脏街”。“脏街”得名于屡禁不绝的麻辣烫、烤串,半夜会有化了妆的女孩不顾口红来撸几串,也有外国人捧着一碗麻辣烫和一个大煎饼。现在,城管车往路口一停,麻辣烫和烤串不见了,只剩一个煎饼摊半夜坚守在团结湖地铁口。

  去年,隔壁卖烟的大姐对Jim说:“这条街真是烂透了。”他们认为这种褪色始于2010年,起因也是翻倍的租金。

  为了盈利,三里屯的酒吧几乎只剩下两种:一种以价格取胜;一种注重格调。于是,来三里屯消遣的人们也自动分成两类:站在便利店门口1分钟喝光一瓶啤酒的人,很难和穿着西服、抹胸裙端坐在高大上的酒吧里晃1小时酒杯的人成为朋友。

  但这两种人都能迅速在三里屯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脏街的奶茶店可以花8元买到一杯青提汁,而在相临的太古里的一家饮料店,一杯提子汁要49元。Mojito装在塑料杯里,15元一杯,如果你向北走95步,来到一家酒吧,用玻璃杯里喝下一杯Mojito要花费35元,而在更远的另一家酒吧,喝一杯鸡尾酒要付出70元。小蕾喜欢这间酒吧的鸡尾酒,她有一个固定的服务生,小蕾每次都愿意给她一些小费。

  金子早已对酒吧里的各种事习以为常。他从住处步行到酒吧只要20分钟。他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每天两点一线,但又阅人无数。

  他不高,有些胖,聊天时,他的烟一直没有断,不时地咳嗽几下,2个小时里,他喝了4杯鸡尾酒,这让他起身微微晃动。

  5年前,22岁的金子来到三里屯这家20平方米的小店,服务员、收银员、门外掮客,他什么都做。23岁时,他吸了第一支烟,第一次喝醉,那时的他看不到未来,又企图为梦想挣扎一下。这个不善言谈的男孩喜欢弹吉他,他每天要练琴8个小时,只睡4小时。那时他唯一的梦想是发专辑、组乐队、开演唱会……现在他早已不再想它。
 楼主| 发表于 2015-5-31 10: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18:0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下午6点,27岁金子点亮了酒吧的灯箱,他几乎是北街最早开灯的人。

  当金子正努力地卖出一瓶30元的啤酒时,他的顾客正在谈一笔过亿的房地产交易。金子形容这些人是“坐着挣钱的”。“我们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挣得还不到他们千分之一。”

  三里屯从来不拒绝任何人,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钱人来这里消遣,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这里可以让人迅速找到同类,也能把另一部分人消磨成同一个样子,人们不可避免地在这里被同化。

  酒吧老板David的微信里大概有2000个“好友”,每个发朋友圈的信息都至少有50个“赞”。每晚,他看着彼此陌生的客人交换电话和微信,他很清楚有一类客人在“假high”,但他也要向各种客人打招呼,和他们微笑、握手、拥抱、贴脸,称呼他们“亲爱的”。

  Paul并不爱喝啤酒,但现在他会习惯性地点上一瓶自己公司的啤酒。啤酒的泡沫在他的胃里翻腾着,这一年多里,他的呕吐物几乎出现在每个三里屯酒吧的厕所里。一杯500毫升的啤酒,他可以轻松干杯,这份工作已经让他胖了10斤,还有了中度脂肪肝。最近,他已开始测试新人,考察他的“酒品”,而他最初的痛苦也传递给了下一个人。

  菜菜一直阻止她暗恋的德国男孩来到三里屯,她的外国前男友最初只是一个羞涩的邻家男孩,但在三里屯,每天都有中国女生请他喝酒。“如果每个晚上都能得到不同的女孩,为什么还需要稳定的关系?”男孩和菜菜分手后,他身边从来没缺过姑娘。

  但三里屯依然能让Sunny每天出门都能抱有一丝期待感。6点半,Sunny骑上电动车,从东四的一个大杂院出发,她要在7点前到达酒吧开始今晚的工作。而这时已经有两个同事在备料,他们要榨出至少9种水果汁。

  Sunny是这家酒吧的调酒师,她已经在三里屯工作5年,称得上“阅人无数”。在她眼中,客人只有两类,“装×的”和“低调的”。她几乎能一眼识破前者,有时,她会和同事打赌这样的客人会点什么酒。“很装的人一般会点长岛冰茶,因为这也许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一种鸡尾酒。”她至少能猜中70%。

  7年前,17岁的Sunny刚刚来到北京。那时,她还是一个在王府井卖糖葫芦的小姑娘,一个月能赚700元,每天往返于宿舍和王府井小吃街,根本搞不清北京是什么样子。但她能迅速打开心扉,在公交车上和一位北京老大爷成为了忘年交,今年春节他们还在一起度过。

  5年前她来到三里屯,从酒吧的收银员做起,那时的Sunny还是个慢热的人,她很少主动与客人说话,也不会讲英文。而现在的Sunny会和每个熟客寒暄,开场白通常是:“好久不见,你还在北京吗?最近怎么样?”

  她认识5个David、2个Celine、还有数不清的Tony。“这份工作,让我看人看得太清楚,一个清醒的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样子千奇百怪。”Sunny在三里屯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买醉而来,酒吧时光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短暂的休憩,正因为这种短暂,酒吧里的谈话变得不够真实,人们伪装、吹嘘,因为没人在意真假。

  至少有70%的客人,Sunny知道对方的名字、工作,但对方究竟是谁,她也说不清。在三里屯,好像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又都不怎么认识。

  Sunny最晚会在下午两点起床,上班以外,她几乎都宅在家里,她不喜欢一个人出门,“特别害怕孤独,出门必须要有人陪。”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两年,起因是一次分手,“生活突然变成自己一个人,很不适应。”

  但Sunny并不是个娇弱的姑娘,每隔几分钟就能在酒吧的二层,听到她在楼下爽朗的笑声。

  现在她的收入涨了十多倍,服装品味也从美特斯邦威变成了Zara,但是她再难对人坦露心扉了,“自己的心和别人拉开了距离。就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事。”大多数情况,人们乐于对调酒师倾诉最隐秘的心事,因为对方是一个和自己真实朋友圈不相干的人。而调酒师的心事很少有人问起。客人就是客人,只有极少数会成为朋友。

  21:00 性是一件简单的事

  三里屯的夜晚从9点开始升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某个酒吧落脚,寻找来自陌生人的短暂慰藉。

  一到9点,脏街上几家酒吧的音乐会准时响起,这让脏街的声浪瞬间达到100分贝。人们的心脏随着轰鸣的舞曲和电音怦怦跳动。这里有一间名字以K打头的酒吧,提到它的名字,很多三里屯熟人都露出诡秘的笑容,这是三里屯心照不宣的秘密,这个酒吧是大家公认的一夜情“圣地”。

  K的舞池能容纳15对“情侣”,他们睁着眼睛在闪烁又昏暗的灯光下接吻,手伸进彼此的衣服,摸索着另一个人的体温,即使你有舞伴,也会有其他人贴近你。一个外国男人对拒绝他的菜菜说:“你不找一夜情,为什么要来这里?”这个困惑只持续了5秒钟,他的眼神便又落在另一个女孩身上。

  西西厌恶K的音乐,但为了陪朋友,她还是走进了去。西西不挑酒,能醉、便宜就行,于是她在小卖部买了一瓶5块钱啤酒,藏在袖管里带进K。

  西西自诩“文艺青年”,喜欢“亚文化”。她今年33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还梳着学生一样的“齐刘海”。她是北京人,有一口浓郁的京腔,一个人住在崇文门的一个60平方米的“城中豪宅”,她喜欢接待世界各地的沙发客,也乐于在旅行中睡在别人的沙发上。她身上有不少文身,一个彩色热气球文在她的右肩上,刻上它“花了3个小时,很痛。”

  三年前开始,她常来三里屯,她喜欢和老外们一起站在路边喝酒聊天,“中国人只局限在想一想,而外国人会直接跟你聊天”。她的老外朋友似乎比中国朋友还要多,除了南极洲,每个大洲都有她的老外朋友。“中国人会觉得我脑子不正常。我常想,如果把两张100块钱放在枕头下,让它们做爱,第二天会不会生出一张20块钱?”

  她愿意和外国人成为朋友,有的成为“炮友”,选择标准是“互相没什么感觉,又能聊到一起,还想再见面,就是这样。”年初,她有个“炮友”结婚了,从恋爱到结婚只用了一个月。她多少有点失落,但“这种关系,大家都很有自知之明,一方有了稳定关系,另一方自然就会退出,犯不着有什么纠葛。”

  自从大学开始,西西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她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但她“对那些传统的生活没兴趣”,至于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

  西西的第一份工作在国企,但很快她便离开了体制。她热衷旅行,又辞了另一份工作后,成为了一个自由撰稿人。去年她独自走过至少7个国家,一边旅行,一边为旅游杂志写稿,“我就不能让人管着,有人管我就很烦,所以我不能再上班了。”去年,她还看了32本书,75部电影。这些事,她都是在一个人状态下完成的。

  小蕾瞧不起那些借着酒劲儿找一夜情的人,也讨厌“端一杯酒晃1小时,其实眼睛都在瞟男人或女人”的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也是对酒的不尊重。“如果喝醉后打电话给前男友,怎么对得起这么多死去的葡萄。”她喜欢这句广告文案,更认为酒后乱性只是一个借口,她觉得“把情绪的释放怪在酒上的做法很无聊”。

  这时,一个外国人跑上40级台阶来到一家酒吧,他带着刚刚认识的女孩冲进洗手间,朋友们则在洗手间外列队等候,他们踢门、大笑。30分钟后,他们终于开了门,所有人开始鼓掌,两人则像胜利者一样跳着和欢呼的人群一一击掌。

  这家酒吧的吧台上有一樽绿色液体,这是Jim引以为豪的鸡尾酒“宝贝睡3天”。它的配方来自台湾,酒精味道很淡,但一杯就足以让一个不太能喝的人“秒醉”。

  两个台湾男孩在这里各喝下3杯“宝贝”,其中一个便瞬间瘫在地上,吐了Jim一身。Jim不得不将他们送回宾馆。第二天,喝醉的男生打给Jim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因为他醒来发现,自己和朋友赤身裸体地睡在同一个被窝里。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男孩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里还曾举办“宝贝”马拉松,参赛者在24小时内喝掉12杯“宝贝”就算胜出,目前只有两个人完成,最高纪录是13杯。他们的奖励是另外12杯“宝贝”。

  “不正常”,在这里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Jim所在的酒吧被偷过数不清的摇酒壶和杯子,还有2个灭火器和一个120斤的木雕。也有人偷酒,于是Jim把酒瓶灌满辣椒水。有人刚刚在脏街路口买了一块鸡排,一个人突然冲出来把鸡排打掉在地,又瞬间跑远。这场景Paul至少见过3次。受害者愣在原地,他的同伴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人去追那个肇事者。

  三里屯从来不缺少传奇和秘密。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廉价酒吧,老板是一对40多岁夫妇,胖胖的丈夫永远在监控室里睡觉,精瘦妻子在收银台忙前忙后。经销商一旦有即将到期的酒,便会低价卖给这个酒吧,这里散货太快了。经销商的仓库隐藏在三里屯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这里堆着至少4000箱酒,一箱虎牌啤酒只要80元。
 楼主| 发表于 2015-6-1 09:38:12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5-31 10:08
(三)

 18:0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22:00 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

  晚上10点,菜菜化着红唇妆,穿着黑色紧身毛衣和牛仔裤,来到一个高端夜店,人均消费超过600元,但通常女孩不用付钱。一个英国男人走过来对菜菜说:“You look sonormal here。”(你看起来太正常了)因为大部分女孩穿着紧身抹胸裙、高跟鞋,每个女孩跳舞的动作都很谨慎,她们缓慢地扭动出婀娜的曲线。

  穿着西装的男人们在卡座上开了无数瓶香槟,陪坐在侧的女孩依然坚持着在冬天露出两条又白又细的长腿,但他们不跳舞也不讲话,大多数时间是在看手机。

  菜菜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说几句就会哈哈大笑,有意无意地显示一下自己和酒吧老板很熟。她并不是很能喝,3杯鸡尾酒就能有些微醺,她不喜欢廉价的天堂酒吧,因为“那里的厕所实在太脏了。”她说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纯正的美音,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她的打扮和舞蹈与欧美女孩没有分别,度假时也不会刻意防晒,认为那是“美黑”。

  菜菜刚来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三里屯。那时,她被一家知名服装公司派到北京培训,和一个同事住在团结湖的酒店里,但她觉得孤独,因为“谁没事会和同事做朋友”。她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几乎每天都被老板“人格羞辱”。

  菜菜承认自己抗压能力不强,她不愿意白天被骂,晚上就在酒店早早睡觉,她要为情绪找一个出口,她发现“去人多的地方心里会好受一些”。

  每晚下班后,她就会坐着公交车从世贸天阶去三里屯吃饭,最初她经常自己独自买一个披萨边走边吃,或者一个人在路边吃麻辣烫,后来她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于是就开始主动和别人聊天。

  一次,菜菜拿着一个鸡蛋灌饼走在三里屯的路上,一个德国人走过来问她在吃什么,菜菜主动给他尝了一口,之后他们就坐在咖啡馆里,聊了三个小时,至于聊些什么她早已记不清楚。她只是记得,有人陪的时候,生活不会那么寂寞和无聊,哪怕那只是一个陌生人。

  那时,她也和男生回家,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菜菜在一次外地旅行中开始了第一次性体验,“那简直颠覆了我的想象,我要把23岁以前浪费的时光补回来。”三里屯的“性”就像大麻一样,一旦开始就会让人上瘾。

  回到北京后,这个身高1米57的女孩站在椅子上和1米95的德国帅哥亲吻,一年里,她在15个陌生人身边醒来。“我只是想要帅的男生。”在三里屯,菜菜亲吻了数不清的嘴唇,分别和两个男生恋爱,可两份爱情都只保持了1个月。

  来这里的外国人也深谙三里屯各取所需的交易,早已难再付出真心。菲律宾人Peter是三里屯的典型玩咖,一个晚上,这个满身肌肉的男人可以把3个女孩带离酒吧。

  23:00 比小说还荒谬

  千姿百态的狂欢日复一日,人们似乎能在三里屯找到另一个自己,这里成了他们平淡人生中的一次超级冒险。

  荷尔蒙在每个人的身体里跳跃,当酒精和音乐清空人们的大脑,一些人便获得了白天找不到的存在感。每个月,三里屯的酒吧和夜店要举办数不清的派对,酒吧老板David把一位熟客叫做“派对女王”,因为她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狂欢,她喜欢把外国帅哥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车接车送。她是在三里屯发现有人需要她。白天,她是一位30多岁的高中计算机老师。

  晚上11点,新来三里屯酒吧半个月的服务生向军,第一次见到客人跳起钢管舞,那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的五官在闪烁的灯光下模糊不清。舞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在疯狂的音乐声中,她的舞蹈才显得不那么尴尬。这时,终于有一个女孩跳上另一个酒吧那个将近1米高的舞台,她穿着紧身豹纹吊带裙,在10秒内甩了25次头发,这时音乐已经达到125分贝,聊天变得不可能,但也没人在乎是否要开口讲话。

  酒商Paul已经喝下4升啤酒,吐了一次,他希望能卖掉2000箱啤酒,让酒吧经理和他签下一张20万的合约。与此同时,“脏街”路口的桔色成人用品店5分钟内卖出了2254元的性用品。

  在酒精的作用下,荒诞的气息在三里屯蔓延。有人带着女朋友来到酒吧,却和另一个女子发生了关系。有人来这里捉拿“小三”,却发现自己和“小三”都不是原配。小蕾目睹了这些荒诞的故事,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写作灵感。这里的故事远比她笔下的小说和剧本荒谬、失智得多。

  为了收集素材,小蕾愿意请一些陌生的“漂亮女孩”喝上一杯,听她们讲述自己复杂又极其简单的情感故事。“她们的痛苦,几乎都是因为价钱没谈拢。她们似乎对生活有所误解,以为灯红酒绿才是人生的繁华。”

  在一些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尽管每个人的表情都难以辨认,但他们的精神又深层相似。在一家高档酒吧的一个卡座上,至少坐着5个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她们有着几乎一样的尖下巴、大眼睛和饱满的双颊。“这些整过容的脸上,欲望更加明确,她们所有的快感都来自于钱。”

  小蕾抽了一口烟,讲了一个从“外围女”口中听来的故事。一个刚刚拿到一笔遣散费的工薪阶层,每晚在三里屯挥霍。10天后,他变成熟客,和其中一个女孩开始了短暂的包养关系,一个月他要付出3万元。而女孩没有想到,这一个月竟会如此“辛苦”,因为男人要求每天见面。其实,这3万元对男人来说是一笔大开销,他希望“物尽其用”。而“一般包养一个月只需要见面三四次,他居然天天有空。”这场交易让双方都觉得亏了本。

  2005年,三里屯派出所开始打击三里屯附近的站街女。如今,更多的漂亮女孩变成了“外围”和“嫩模。”在这里,包养关系可以飞速建立。在一家灯光明亮的餐厅里,一个男人一边打量一瓶红酒,一边问站在旁边的女孩:“多少钱?”女孩面无表情地说:“5000块跟你走。”

  三里屯恰好能满足一些女孩对金钱的虚荣和攀比。想买一个名牌包,一个夜晚便可以找到男人付款,性是她们最低的成本。

  当一些事可以用金钱衡量,三里屯也变得越来越直接,少有羞涩,甚至有人不再费尽心机搭讪漂亮姑娘。酒商Paul走在太古里的东侧,5分钟的路程,他被拦下两次。“大哥,想不想喝酒有妹子陪?只要200块。”在一晚无数次拦截中,终于有两个台湾人被说服了,结果他们只喝掉5瓶啤酒,一个穿着吊带背心的女孩就要求他们付款5000元。

  龙哥负责给工体和三里屯的夜场摆平麻烦,他手下有一批保安,一个酒吧需要付他1000元才能叫来一个保安把闹事的客人送出门外。

  在三里屯,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各种情绪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酒吧经理Jim举办过数不清的狂欢,也举办过难以统计的离别派对。几乎每天凌晨都能见到在街边呕吐的男人,瘫倒在地的女人。冬天,三里屯派出所的民警会把醉倒在地的外国人带回警局,让他们睡一晚再离开。现在,三里屯北街的酒保们统统戴上了“朝阳区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警察给他们开了两次会,让他们戴上了这块红布。

  一段时间里,每周都有朋友在Jim的酒吧宣布离开北京,从此这些人将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这样的告别也让40岁的Jim流下眼泪。“有个朋友在北京8年了,现在说走就走,这辈子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

  金子今年才27岁,已经觉得生活无望,现在的每一天“纯粹是为了过日子”。5年来,他至少有7个朋友相继离开三里屯,有人开始朝九晚五的工作,有人回老家做起小生意。“他们想过正常一点的生活,但三里屯给不了他们,这里好像有今天、没有明天。”

  平时不愿意出门的调酒师Sunny最近报了一个拳击训练班,逼迫自己出门。每周她有三个下午的课,两小时的拳击训练,让她又认识了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她觉得很放松,“来这里上课的人就是为了放松、锻炼、发泄,同学之间没有顾虑、没有利益冲突,也不用思考彼此的关系。”在这里,她不需要和别人客套,还能揍别人。

  现在,西西更愿意去鼓楼的酒吧,那里有更优质的音乐和更有趣的外国人,而且“大家都不装”。她几乎不再去三里屯,因为“那里的人不在乎音乐,只在乎姑娘好不好看、性不性感,目的性太强。”

  2:00 疲惫的凌晨

  三里屯拥有全北京最长的夜晚,挨着的团结湖地铁站23点45分开出的末班车,永远等不到最后狂欢的人潮。

  但有时你能隐隐感受到整个三里屯陷入疲惫。外国人也在聊和中国人一样的话题:雾霾、房子和物价。他们学会讨价还价,不再给小费。王伯的修车摊摆在脏街路口,平均一天会有两个外国人,用中文对他说:“便宜点儿。”

  凌晨,在三里屯趴活的出租司机会带走这里的人群,他们见证了各式各样的呕吐、千奇百怪的痛哭和莫名其妙的尖叫,有时他们会对深夜离开的漂亮女孩开句玩笑:“你下班啦?”即使她是一个正经女子,也懒得做出解释,你是谁在这里根本不重要,也没有人会记住你。

  夜半时分,一家酒吧的两个钢管舞女来到吧台,每个人拿走200元,9点到12点她们要表演4 场钢管舞。苹果店的保安终于可以坐下来,用iPad3玩斗地主。凌晨2点,另一家酒吧开始了最后一轮接单,一小时后,这里音乐骤停,灯光打亮,客人的表情还没来得及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明亮,一丝惊慌和失落在他们脸上稍纵即逝。这时Sunny已经工作了8小时,她和另外3位调酒师至少做了600杯鸡尾酒。

  小蕾也有些醉了,她想起海子的一首诗,《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里的那句:喝醉酒时,酒杯很安全,心很安全。


  这时候,一家廉价酒吧已经卖出240瓶青岛啤酒,700杯Mojito,6袋垃圾摆在这家20平方米小店的门口;在125分贝的音乐声中打瞌睡的向军终于下班。Paul拖着醉倒的朋友企图为他在三里屯找到一间宾馆,但在三里屯1公里内聚集的超过1200家大小宾馆几乎全部客满。最后他把朋友放在一个简陋招待所的地下室。

  这时,一个黑人递给小蕾一根“烟”,她吸了两口后直接晕倒,男朋友不得不把她扛回了家,那原来是一种烈性大麻。

  凌晨5点,一个穿着黑色吊带裙的女孩正在等待出租车,她在零下5度的气温中瑟瑟发抖,她的羽绒服在三里屯至少被偷过两次。这时,菜菜正悄悄离开一个陌生男人的家,她要赶回老家的航班,在那里一切都和三里屯不一样。

  早上7点,一个女孩戴着墨镜来到24小时营业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她没有地方卸妆,眼线、睫毛膏、眼影在眼皮上洇开,宿醉带来的头痛正帮助她记起昨晚的狂欢,而2小时后她就要穿好正装坐在国贸的办公室里。

  下午2点,Paul的朋友渐渐苏醒,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完全记不清。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楼主| 发表于 2015-6-2 10:51:01 | 显示全部楼层
跟老头子不多啰嗦的“话痨”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 筝
2015年05月31日   B06/B07 :上海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本版图片/星期日周刊记者 杨眉

     他可以一个人说足两个小时的“脱口秀”,也可以在一顿饭的工夫中,一声不响。

  在堂口做了七八年,
  别的没学到,看人老准的

  “推开这扇门走进来的辰光,我感到有点压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坐在桌子前,手里转动着一支铅笔。
  要不是他自己说出来,这背后的情绪不会被人觉察。他进门的时候堆着一脸笑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衫裤,斜背着单肩包,圆圆的脸,圆圆的肚子,看上去像那种虎头虎脑的年轻人。
  铅笔是用来点菜的,阿山饭店没有菜单,只在墙上挂出了一排用小木板写
上的菜名。每天的饭点,阿山师傅都会坐在方桌前的椅子上,等着客人斟酌好要吃的菜,用铅笔把菜名一个个写在一张白纸条上,用的是缩写:红烧甩水写成甩,黄瓜漏虾写成黄……
  现在是他坐在阿山师傅的位置上。点菜这一套流程对他来说熟悉得很,他是阿山师傅的儿子薛嘉,初中没毕业就在饭店里帮忙了。“我读书读不出来,只有读到初一,老师看到我头老昏的。成绩一塌糊涂,不过欢喜做生意,学校里所有老师屋里厢的录像带都是从我这里借的,八角一天,埃个辰光一部连续剧要二、三十盘录像带呢,好记账的。我还到人家厂里去批的确良衬衫,衬衫上不是要用大头针别起来嘛,有的就会留下黄色锈印,我17、18块批进来,25块一件卖脱。阿拉老师一穿,袖子管太短,缩在手肘,滑稽得不得了。”
  薛嘉是自来熟的性格,他自嘲自己为“话痨”。“老娘也在讲我,讲我老早老内向的,跟小姑娘讲言话要面孔红的,现在我觉得我面皮哈厚。这大概是逼出来的,要生存下去,要过日子。其实,在饭店里,我性格就有点在转变了,老早在厨房里做切配是不跟人讲言话的,空的辰光就一个人坐在小矮凳上白相手机。后来到堂口(大厅)开菜单,天天要跟客人打交道,那时渐渐变得外向了。在堂口做了七八年,别的没学到,看人老准的。
  薛嘉五六年前已经离开了阿山饭店,在做自己的生意。这一次因为饭店的厨师黄师傅有病请假,阿山师傅要重掌灶台,“堂口”没人照看着,就打电话给他,请他过来帮忙几天。五六年没在饭店做了,不过在“堂口”和客人打交道的本事可一点都没废掉。阿山饭店正对着上海动物园,中午来吃饭的客人既有喜欢本帮菜的老客人,也有各种游客。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站在菜牌前已经有一会了,“这里有湘菜吗?”男青年用普通话问薛嘉。“没有,我们是上海菜,都偏甜,不辣的,你们可能吃不惯。”薛嘉很耐心地解释,情侣悻悻然地走了。中午的生意还不错,一会又来了三男两女,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先点菜先点菜。”其中的两个男子走到了菜牌前,还在犹豫着呢,薛嘉说:“我帮你们推荐几只菜,清炒鳝丝、红烧甩水,现在时令的枸杞头炒笋丝……可以口伐?”“可以可以。”中年男子连连点头,问:“够吃口伐?”“够了够了,你们五个人,七八只菜差不多了,不够再点。”薛嘉刷刷地在纸条上写下了推荐的菜,递给服务员阿姨,让她带进厨房给父亲阿山师傅烧。
  “饭店里的菜价钿蛮巨的,有的人侬会看得出来,这个菜伊吃不动,吃下来蛮伤的。有的人会觉得不好意思,硬着头皮点两只菜。我就会讲,阿拉是上海菜,偏甜,用这种话把人家回脱。有的辰光过来八到十个人,伊拉刚坐下来,我菜单就已经写好了,冷菜、热菜、汤都配好。有辰光人家是来吃饭的,想吃得节约点,那上菜要快,啪一记头台面上菜都上足,这样你会发现菜吃不脱的,量老大的。如果帮侬拖一拖,相隔5分钟上一只菜,来一只盆子空一只盆子,菜有的好点了。”薛嘉在饭店里积累的经验和他父亲类似,阿山师傅当时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点菜、烧菜的道道。
  在堂口负责写菜单的一两个小时内,薛嘉的嘴几乎没停过,他说自己在饭店工作的情况,说自己离开饭店后做电力工程生意的挫折和成功,还说当下的热点——“侬股票炒口伐?”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言语生动,表情丰富。
  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最后一拨客人离席了,是店里员工自己吃饭的时候。阿山师傅这天烧的员工餐有红烧肉烧笋,素鸡,红烧鱼,青菜汤等,“多吃点多吃点。”他招呼着。饭桌上显得有点冷场,薛嘉低头吃完了一碗饭,“我下半日有事体先出去一歇,夜到再来。”这句交代算是他和阿山师傅较长的交流了,然后他拍拍记者的肩,“侬再白相一歇哦。”

  眼睛伤脱之后,
  相对味觉嗅觉比老早敏感

  第二次见到薛嘉,是在虹桥古玩城,他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茶室。屋子装修得简洁、古朴,靠墙的一面架子上放满了普洱茶和紫砂茶具。屋子正中是一个树根模样的茶案,他正坐着和一个年轻人喝茶。“平常这里不开的,朋友一道聚聚谈谈事体的辰光就来吃吃茶。”
  薛嘉的装扮放在古玩城里没有任何违和感,他的右手戴着三串佛珠,“是七八年前刚在上海行起来的辰光我买的,小叶紫檀、新叶菩提和金刚菩提,三串不一样,黄颜色是聚财的,红颜色保平安,白颜色就不晓得了。我自己戴戴白相相,身边朋友看到想要,所以伊拉出来手上也都是珠珠,和我戴的一样的,标配。”有一点违和的是他脖子里那一根若隐若现的金项链。留个光头,身材壮实,戴一根金项链,是一种上海男人的典型装扮,薛嘉看上去也是这一类略显凶相的型,不过他戴金项链却是由于某一种“软弱”。“我比较相信风水,金压邪嘛,戴戒指戴不出,那么就戴根项链。刚做生意的辰光睏不着,就想戴着吧,戴了之后夜到睏着蛮香的,就一直戴着。”然后他笑出声来,“其实压啥邪啦,做生意睏不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薛嘉谈笑风生,手上也没停着,铁壶里的水烧开了,他拎起来冲泡在茶壶里。“这饼茶有点年份了,老耐泡的。”他不无骄傲地说,“我能喝出这个茶是从哪里来的,哪座山上的,啥辰光采的,啥辰光压成饼。我皆好吃得出。诺,这只小鬼头是做铁观音的,伊是福建人。”他用手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年轻人,“当时我这里装修的辰光,没地方去,看到伊那里卖茶的,就过去白相相。然后我讲白相,讲能吃得出茶是哪个产区的,几几年的,伊不相信,拿出赤膊的茶砖考我,我一吃就讲出来了,这点我老敏感的。每只茶都不一样,我能感觉到是不同季节和不同产区,然后在脑子里给它们一个个编号。”
  “自从眼睛伤脱之后,相对味觉嗅觉就比老早敏感。”薛嘉用手指了一下左眼。他的眼睛看上去和常人无异,却是一只义眼,晚上睡觉要取出来的。“本地人不是讲讨娘子造房子嘛,20岁的辰光帮娘舅屋里造房子搭手,割钢窗的辰光,一块砂皮弹到眼睛里……难过
口伐?我老娘觉得老难过的,我讲无所谓,男人又不是女人,不是靠卖相,是靠脑子赚钞票的。虽然书读得不好,但我对自己的脑子还蛮有信心的,当时看到几个舅舅屋里养鸡养鸭,日子过得蛮好,我想自己做生意的话也会蛮好的。不过老头子(父亲)认为我读书读得一塌糊涂,做生意肯定也做不好,对我一点信心也没,伊对我一直老凶的,要骂的。”
  薛嘉说,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能钻研进去,像茶,他认真看了四本专业书,里面的内容几乎都能背出来。还有,像最近的热点股票。正说着话,来了一个电话,薛嘉对着电话说:“到礼拜一,到辰光再报给侬。”这是朋友打来电话让他荐股,他准备过了周末再报给对方。现在他有一个微信群,他常常在群里推荐股票,说得都很确定:“××股票,××价格拿,在××价格上有个阻力,目标位是××”而两个多月前,他还是一个对股票一窍不通的人。“一趟饭局上,认得一个股票做得老好的人叫窦维徳,上手刚听的辰光我像听天书一样,啥K线均线,全不懂的。网上找了段视频自学后懂了,后来我拜伊做老师,伊介绍圈子里的朋友给我认识,这个人给我一套技术,那个人给我一套,我讲你们都是大师,我是狗屁不通,我都跟你们学,现在我蛮有自信的。报给朋友不好乱报的,看上去报个信息老简单的,其实背后要做交关工作,要看机构研报,要分析,不过无所谓的,有钞票大家一道赚。朋友给我的反馈都蛮好,这种感觉老好的,感觉老有自信。得到认可老难得的,除非侬一桩事体做得老专业。”

  我不跟老头子多啰嗦

  薛嘉点了一支沉香,插在香炉里,然后继续用铁壶泡普洱。“现在一帮子男的,到这个年纪白相茶白相珠串沉香,哪能会到这个局面?这些东西无非就是大人的玩具。这批人有点收入了,家庭也趋于稳定,平时生活老空虚的,有一样东西可以把玩,生活就可以有一点调节。现在交关人香烟不吃了,老酒不吃了,都知道要养生,好像吃了普洱茶就会治百病一样,这也是宣传过度了。”
  薛嘉开始喝普洱茶是在好多年前,他还在饭店工作的时候,每天回家,他弄个茶盘自己泡功夫茶,他说纯粹是为了放松。“我自己发展了一些爱好,喝茶白相沉香古玉,都是想让自己心思敞敞开。”让薛嘉现在推开饭店门还能感到的那种压抑,是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饭店是只坑,跳进去就跳不出来了,每天上午去,做到夜到十点,连钞票都没地方用。春节服务员都回去了,阿拉还要做,大年三十夜到,人家在放炮仗烟火,我在后头(指厨房间)汏揩布,汏到里厢羊毛衫棉毛衫全部湿脱。有一趟一个朋友约我见面,约了好几趟都没约成,后来终于约在年三十夜到,十点多,跟伊讲了没几句,我就坐在沙发上睏着了。人家看起来,这个饭店生意老好,其实对于在里厢做的阿拉全家三个人来讲,都是老压抑的牢笼,人家放假最开心,阿拉是最忙的辰光。”
  当时,阿山饭店是靠一家人经营的饭店,大家工作生活都在这个屋檐下,每个人都没有照顾自己身体、照顾自己情绪的空间,而这部分的伤害,影响深远,“话痨”薛嘉在父亲阿山师傅面前,没有什么话说。“老头子对我不认可,我从来没得到过伊的表扬。我跟伊不响的,做的事体不跟伊多啰嗦。”
  薛嘉所不知道的是,阿山师傅曾在我们面前用他的方式介绍过他的儿子孙子:“不是瞎讲,阿拉儿子和孙子坐在这里,侬一看,素质就两样的,跟外头一些人不一样。”
  而薛嘉多少也是知道阿山师傅某些坏脾气背后的原因:“当年我爷爷是被当反革命抓脱的,奶奶又嫁到湖南去了,老头子小辰光跟着伊奶奶长大,文革的辰光又吃了点苦头,所以没啥安全感。现在交关东西伊放不下,背在身上又觉得吃力,两种状态交织在一起,就老头昏的,心情会变得老差。其实我是晓得伊这种状态的。”
  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对方行为背后的一些东西,只是他们不响。
 楼主| 发表于 2015-6-8 20:55:12 | 显示全部楼层
虹口将保护性修缮“大一沙龙”旧址
虹口区文化局:肯定不会拆除,不排除对里面的房客进行置换
2015年06月02日   A03 :要闻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该房间当年曾是慰安妇使用的房间 本版图片/苏智良提供


  当年“大一沙龙”的广告




“大一沙龙”旧址曾留有富士山木雕
     晨报记者 邵丽蓉

  晨报5月20日 A3版刊发《世界首个日军慰安所如何保护警世》一文后,引发广泛关注。近日,记者再次走访“大一沙龙”旧址,并获悉,虹口区文化局本周将会同规划部门、文物部门和“大一沙龙”旧址所在的街道,共同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做,房管部门也将对房屋破损的地方进行修缮。同时,未来不排除对里面的房客进行置换,“大一沙龙”旧址肯定不会拆除。

  [证人回忆]
  当时里面的女孩都穿和服

  回顾七八十年前的日军侵略史,慰安所这个名词始终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更不为人知的是,上海曾是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地处上海虹口区的东宝兴路125弄、123弄的“大一沙龙”旧址,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的特别慰安所之一,其存在时间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14年;它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20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带领他的学生,对“大一沙龙”旧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找到了大量人证物证。“探访慰安所,起源是1992年我在东京大学作研究时在一次讨论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一位日本教授提到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在上海,我当时一听就神经过敏,第二年回国就开始着力调查此事。”
  他首先找到的是一位名叫陆明昌的老人,据这位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老人介绍,他原籍江苏南通,“一·二八”事变前后,从家乡逃到上海谋生,正好来到了“大一沙龙”做杂务工。当时“大一沙龙”的客人除了日本海军外,还有日侨。
  据陆明昌回忆,125弄一进门是个日式花园,走进弧形台阶后,是一间偌大的酒吧间。平时客人在酒吧间聊天喝酒,还能跳舞。再往里走,两间厢房、二楼以及后面的三幢建筑均是慰安妇的房间。楼东侧有个花园,中间是喷水池,四周的空地是舞场,每天傍晚起,军官商人聚集在一起,热闹非凡。尤其到了晚上7点以后,音乐响起,娱乐更为疯狂。
  陆明昌所见的慰安妇,都穿着和服,大多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来的女子,也有朝鲜的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来检查,在一楼的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陆明昌的工作,有烧饭、收拾酒吧、搬运啤酒、做杂役等。他在这里干了整整14年,可以说是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不过每月的工资却只有6块银元,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
  另一位证人是林铃娣,苏智良1994年找到她时,71岁的她对“大一沙龙”有着清晰的记忆:“我的父亲是桶匠。‘大一沙龙’的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妇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大约订做10个,每只价钱是1日元。慰安所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
  还有家住东宝兴路101弄6号的陈阿金,他年轻时是木匠,曾与师傅一起在“大一沙龙”做工,主要做日式的移门拉窗,安装榻榻米,还曾把125弄和123弄的二楼连接打通,造了一座连廊。日本人当时给他的工资,是4天1块日元。

  [历史印记]
  地图曾标注“大一沙龙”

  为何上海会成为世界首个慰安所的诞生地?据苏智良分析,清末以来,上海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当时有海军陆战队驻扎,日本军方在上海指定了四家海军特别慰安所。“四家慰安所都聚集在四川北路周边,围绕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分别叫‘三好馆’、‘小松’、‘永乐馆’,以及‘大一沙龙’,其中三家都拆除了,只剩下当时最早、规模最大的‘大一沙龙’。”
  苏智良表示,日军撤离后,烧毁了很多陈列的摆设和用品。而后来长达七十年的居住破坏,也不断磨灭着当年慰安所的历史印记。“比如很多日式的隔断、移门、移窗、榻榻米等都被改造了。当年的生活物品也损坏、遗弃了,就连那棵从日本移栽过来的古树,也在前几年枯死了。”
  不过,苏智良多年走访也搜集到不少当年的物品,并拍到了大量历史照片。比如在125弄3号的底楼有个房间中有道隔墙上刻有富士山和琵琶湖的木雕。房主吴让三先生1945年起就住在这里。“我去日本考证过,这些工艺水平相当好的木雕是日本明治年间的风格,当地有很多类似的工艺品。”苏智良还找到了日本为侵略上海印制的“上海市街图”,在这幅手工绘画的地图上,就标有“大一沙龙”,街图上写着“1937年8月15日印制”。在他的手边,还留有以前慰安所内遗留下来的物品,如日本安全套、爽身粉、老照片、受害者的生活用品等。

  [居民感受]
  环境太差,渴求搬离

  跟随着苏智良的足迹,记者走访了“大一沙龙”旧址,试图了解更多现今居民的生活故事。然而,记者更多看到的却是众多居民的冷漠中夹杂着失望和期盼的纠结态度。
  “又来啦?每到纪念抗战这些关键日子,就有一批批专家学者,长枪短炮来参观。没啥好看的……”一位50岁出头的上海爷叔见到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但是过了这段日子,还是老样子。你看马路对面的两幢房屋,曾经是‘大一沙龙’的汽车库,早在1997年就被拆除了。”
  另一位70多岁的阿婆说:“苏教授来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我们每次问他,有消息伐?他都是摇摇头。”阿婆说她在这里从20岁住到70岁,一直希望能搬离出去。“这里的居住环境太差了,房子年久失修,去年年初政府来粉刷了墙面,但内部的脏乱差是改不了的。苍蝇、蚊子满天飞,楼上都是外地租客,‘72家房客’乱哄哄。”记者沿着灰暗的走道登上木楼梯,二楼被木板隔出多个房间。一个外地大男孩正在洗衣服,脏衣服堆有一米多高。“我不住在这里,就是来帮人洗衣服的。”这名男孩埋头洗着,水溅了一地,顺着缝隙流淌到走廊里的木地板上。
  采访间,大多本地住户都不愿多提及居住的往事,只是表示希望尽早搬离这里。“说起来,这里是曾经的慰安所,总不太好听。住在这里,住户的心情也不会好。你说哪个新娘子肯在这里面结婚?”
 楼主| 发表于 2015-6-9 10:58:59 | 显示全部楼层
蕃瓜弄的“长腿欧巴”
2015年06月07日   B06/B07 :上海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一进服装店,陈平迅速把店里的衣服“检阅”一遍。



  陈平的发型让人过目不忘




这天,陈平身上穿一件“前白后蓝”、印着个性化图案带拉链的紧身T 恤衫,下身配一条米黄色的紧身小脚裤,脚上踏一双后跟处镶着铆钉、白得发亮的方头皮鞋,一副边框带大理石纹的黑色墨镜架在额头上。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

  穿过一条挤满店面与摊头的嘈杂小路,陈平轻车熟路地拐进了一家服装市场的大门,径直顺着楼梯快步爬上了三楼。这是七浦路服装市场内的一家“韩国馆”,楼面宽敞、装修风格时尚,比一些“老市场”的环境更上档次,里面的客人几乎全是年轻人。陈平左手抓一只手机大小的棕色小皮包,背挺得笔直,像是行走在T台的模特般,步伐轻盈地踏在市场明亮的地砖上,在这个满眼都是流行、前卫衣服的市场里,今年已60岁的他与环境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感。

  这是5月末的一个下午,陈平吃好中饭后,从蕃瓜弄小区的家里出发,到七浦路服装市场去逛一圈。每隔几天,陈平都会骑着他那辆粉蓝色的助动车或者走路到服装市场里去兜一兜。这天他上身穿一件“前白后蓝”、印着个性化图案带拉链的紧身T恤衫,下身配一条米黄色的
紧身小脚裤,脚上踏一双后跟处镶着铆钉、白得发亮的方头皮鞋,一副边框带大理石纹的黑色墨镜架在额头上,俨然一副爷叔版“长腿欧巴”的腔调。
  他的发型也让人过目不忘,除了头顶上留了一小撮几公分长的短发外,四周的头发全部剃光了,露出光亮的头皮,显得很酷。他常常把嘴微微抿起来,眼神中流露出的目光混合着七分犀利与三分懒散。
  一旦跨入了市场的男装区,在众多时尚新款衣服的包围中,他的眼睛像要捉老鼠的猫一般敏锐清澈,“啪啪啪啪”,目光如同机关枪扫射般,把楼道两侧各家店里陈列出来的衣服统统快速地检阅一遍。他对穿衣搭配有自己的原则与标准,比如容易“撞衫”的衣服不买,过时的衣服不穿,身上的主色不能超过三种,“我的身材瘦长,只穿S号和M号,韩版的衣裳穿在我身上都合适”。
  和他逛街的风格一样,讲话时,陈平的语速干脆利落,中气十足,不像一般60岁的爷叔那样慢条斯理,还常把一些时尚词汇挂在嘴边,比如“小鲜肉”、”“搞定”。“反正比我年纪大的,或跟我一样大的,我皆不大欢喜跟伊拉一道白相,我欢喜跟年轻人一道白相。”陈平说话时,习惯性将下巴向上扬一点点,眼睛微微眯起。每当有人夸他衣服搭配得好时,他从不否认,“伊拉(年轻人)一般性比不过我。”

  “像我这种爱好的人蛮少的”

  陈平几乎每个月都会将自己的衣橱更新一两次——到商店里淘几件新的回去,再淘汰几件过时的。他花在衣服上的钱并不多,每个月也就几百块,但挑选衣服时,几个关键词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清爽、收身、洋气,还有几个关键词是必须被排除掉的,比如宽大、大兴。“我基本上每个季节都买新衣裳,挂在衣橱里的那些,比较时尚的就留下来,一般性的衣裳全部甩掉。有种人觉得,只要衣裳还没坏,洗洗还可以穿,这种想法太老土,现在哪有人能把衣裳穿坏的?像一些小姑娘,裤子周围的口袋弄几个洞,不可能是穿坏的。现在国家这么进步,穿两件衣裳有啥啦?只要别买啥世界名牌,一般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在“韩国馆”二楼一间以皮包为主的小店里,陈平一走进店内,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女营业员就向他打招呼,“叔叔,你来啦?”陈平点点头,径直走进店里,眼睛快速地把货架上的包统统扫了一遍。
  “我屋里厢有五六只包,有大有小,另外还有三四只手包,不同的衣裳要搭配不同式样的包,不好乱配的。”陈平指着墙面上一只“土豪金”色的双肩包说,“像这款包就比较清爽,搭配运动衫、休闲衫皆来事,不踏车的辰光,还可以单肩背着,比较潇洒一点。”
  “这家店里厢模特身上的T恤衫花头都蛮清爽的,比方讲这件草绿色的,上面只印了两只数字,旁边设计了两只小破洞,不管配短裤、休闲长裤,都老好配的。旁边两件白色T恤上的图案都蛮清爽的,假使讲图案太乱,这边弄只龙那边弄只花啥的,就显得老乌苏(上海话,指繁复,不利落)呃。”在韩国馆三楼的男装区,陈平在一家店门口停下了脚步,店内有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挑衣服。他指着其中一个模特身上的裤子说,“还有这条中裤蛮好搭衣裳的,去年蛮时兴这种,比较宽松休闲,而且老适意的,裤裆长,天热碰不到。”
  “像这种中老年人的店里厢,我不大进去买的。”在韩国馆旁边一家叫“豪浦”的服饰城里,陈平指着一家风格中规中矩的男装店说,“这些千篇一律的衣裳,街上穿的人很多的那种,我眼睛看也不去看,“侬看我身上这件衣裳,就是在芷江西路的一家小店里厢买到的,伊拉统共就进了两件,去广州进的货。侬去看好唻,大街上寻不出跟我这件类似的衣裳。”
  大约半小时后,陈平便将韩国馆和“豪浦”里的男装区全部逛了一圈。“我买物事老干脆的,看中就看中,一枪头的,没啥穷看八看,平常辰光助动车过来,看好弄好回去,最多40分钟就搞定。”
  “有些衣裳穿在模特身上交关好看,但穿在自己身上不来事,啥道理呢?后头我得出一个结论,模特是没有五官的,衣裳穿在模特身上,人家只看见衣裳,没看到脸,但有的衣裳配脸就不好看了,毕竟衣裳穿在人的身上,人家会先看到脸,再看衣裳。”陈平指着一个衣服背后夹着夹子的模特说,“很多模特后头为啥要拿只夹子夹牢咧?因为模特是标准身材,一点肚子没有,所以要夹起来才产生收身的效果,但侬穿在身上效果就不一定好了,不可能叫侬后头也拿个夹子夹牢吧?”
  从“豪浦”出来后,陈平指着旁边的一家“新豪浦”市场说,“这家的男装跟豪浦里厢差不多,一般我只兜这三家市场里的男装,其他的皆比较大路货。前头那家白马大厦呢,主要是年纪大的人欢喜,有种岁数大的人不欢喜小青年的衣裳,伊拉要买衣裳,我就带伊拉到这家来白相相。”在经过一条小马路时,陈平指着路边一块翠绿色的广告招牌说,“上趟我买了一条绿颜色的牛仔裤,有点像这种颜色。不是老深的那种绿,深了就不灵了,是那种淡淡的苹果绿,街上难般看到,裤子下半部分是拼缝的款式。前两天我穿苹果绿去一家店里买衣裳,服务员看到就讲老好看,老别致的。”
  “像我这种爱好的人蛮少的。”陈平说,“我这个人比较会得享受,一个人到世上来不容易,不要亏待自己。”

  “老早穿白衬衫蓝裤子,阿拉最行的就是这个”

  记者第一次见到陈平,是在天目中路的蕃瓜弄小区门口,蕃瓜弄小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改建的,解放前这里曾被称为“滚地龙”,作为全市第一个五层楼房的工人新村,建成后还曾一度成为向外国人开放的景点,陈平就住在蕃瓜弄小区里。当时正值乍暖还寒的三月天,陈平戴着一只3M的口罩,身穿一件“扑琳扑琳”(流行词语bling   bling的中文译名)的紧身西装,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下身穿蓝色的小脚裤,脚上踏着一双擦得油亮的尖头皮鞋,骑在一辆小巧可爱的粉蓝色助动车上,一溜烟驶过小区当中的过道,要不是助动车上放着刚从超市里采购回来的牛奶零食,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刚从拍杂志写真的摄影棚里出来,却没来得及换装。
  到家楼下时,陈平一边摘下口罩一遍对记者解释,“电视里厢讲今朝有轻度雾霾,戴上口罩对身体有好处,一只口罩是可以重复用一个礼拜的。”
  当记者夸他衣着搭配得好时,陈平原本有些拘谨的脸松开来,眼睛里透出些许明媚的神采,“今年‘行’这种带一点弹力的小脚裤,比较经典呀,侬看伊拉韩星出来,基本上都是黑的或者蓝色小脚裤子,而且一定要配这种尖头皮鞋,要是配圆头的,肯定不来事。”
  陈平出生在浙江平湖,父母为他取名时,便取了“平湖”中的平字。陈平的父母都是军人,转业到上海来时,一家人最开始住在国际饭店里,后来搬到虹口区的山阴路上。父母对陈平兄弟俩的教育很严格,用陈平的话来说,“一般性人家受不了的。”“我同其他小人打架,伊(父亲)肯定讲我不好,哪怕是人家欺负我,伊也要讲我不好。母亲比父亲要好一点,但也不像人家母亲那样,也是比较严厉的。”现在提起自己的父母,那份严格仍让他印象深刻。军人家庭出生的他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即使结婚以后,他也坚持自己洗衣服裤子,并把换洗的衣服收拾得清爽、干净。
  1973年从学校毕业后,陈平被分配到上海电子管四厂,参与电视机屏幕的生产,工厂改制后搬去了马陆,陈平又做过几年联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在七浦路抓过小偷,还去当了两年的保安。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陈平就对穿衣搭配比较讲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衣着非常单调,选择的余地很少。陈平就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清爽一些,“老早总是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迭个辰光阿拉最行的就是这个搭配了。”
  因为爱好衣着打扮,就连平日走在马路上,陈平也会留意其他人的服饰搭配,要是看到别人衣服搭配得好,他就会格外留心。等自己逛街买衣服时,脑海中的“数据库”就会被激活,让平时的那些积累帮助自己更好地挑选、搭配衣服。陈平说,“夜道睏觉辰光,我脑子里总会想一想明天起来穿哪件衣裳,要配哪条裤子,还有墨镜、皮包。一套衣裳穿的辰光不好长的,一两天总归要调下来,最多穿两天。”

  “听歌,我也不要听那种老歌,我欢喜时髦的”

  第二次约陈平采访,是在4月的一个晴天下午,记者和他约在蕃瓜弄对面的不夜城绿地见面。那天他戴着一副非常宽大的黑色墨镜,身穿一件有着深V领、配大粒纽扣的贴身浅黄色毛衣,看得出身材结实有力,毛衣的外翻领子上点缀着两道粗粗的亮白色条纹,左手的中指上戴一只银色戒指,手腕上配一只银色手表,下身则是一条暗棕色的小脚长裤和一双擦得一尘不染的棕红色皮鞋,双手抱在胸前,斜倚在粉蓝色的助动车上,脸上仿佛写满了“酷”字。
  见面时,他告诉记者,半小时前他一个人骑着助动车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太平洋百货里去买了一件雪白色的圆领汗衫,放在一个平板电脑大小的浅棕色手拎皮包里。“为啥要买这件呢,因为我有一件韩版西装蛮好看的,藏青色带点暗花,但上头的领子式样是有点往内翻的那种,假使讲配一般外翻领的衬衫就不灵了,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件圆领的白汗衫,看上去更加协调。”随后,他摘下墨镜,用右手的食指轻轻勾住并潇洒地晃了一晃,“今年行大款的墨镜,不流行那种比较窄的。”
  除了注重衣服的搭配,陈平还很注意体型和身材的保持,今年虚岁60的他几乎没有小肚子,一米七二的身高,体重好多年都保持在130斤左右。“像阿拉这种人比较瘦瘦长长,体型标准,收身的衣裳穿在我身上不会难看,这是肯定的,我兜过交关店,其中两个店里的老板娘皆认得我,我去买衣裳的辰光,伊拉就会把从批发市场新进的衣裳先给我套套看看效果。”
  多年如一日保持好的身材,这与他平日注重保养有关,比如戒烟,20年前,陈平就把烟戒掉了,“我戒烟的辰光蛮结棍(厉害)的,口香糖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盒一盒地买,一盒里厢大概廿只,一直要往嘴里塞,抽烟的人邪气怪,嘴上不吃东西就难过,老想叼只烟。但是侬嘴上吃点东西,烟就塞不进去。坚持了一个月把口香糖当香烟,后头就不想再吃香烟了。”
  “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戒烟?”记者问。“香烟吃了身体不适意,早上咳嗽的痰是黑的。还有呢,吃香烟的人皮肤更差,容易显黑。”陈平回答。
  陈平过着很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八点多吃好饭,他会到蕃瓜弄小区南面的一个小公园里去锻炼一个小时,中午吃好饭后则去棋牌室里的搓搓麻将、斗斗地主,或者一个人到处走走,比如走到四川北路或者淮海中路去逛逛路边的服饰小店。“运动不是讲必须刻意地走十几圈,那样没啥意思,不适意、不开心的,要边走边白相相,不要有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陈平说,“我欢喜一个人兜马路,或者去花鸟市场白相,看看电影。”
  “一个人的辰光我欢喜静,但要闹忙得辰光我也闹得。我欢喜帮年轻人一道白相,我的朋友一般都是50岁左右的。老早我还会去跳跳舞,现在觉得跳舞没劲,我不欢喜同年纪大的人跳。岁数一大,脑子里厢想法就两样了,所以有辰光年级轻的人同年纪大的混不到一道去,就是这个道理。年轻人的想法我是蛮能接受的,比方讲小姑娘喝喝老酒、吃根香烟,我觉得无所谓,有的人就看不惯。”陈平讲,“就像听歌,我也不要听那种老歌,我欢喜时髦的,比方讲冷漠的歌。”
  “冷漠是谁?”记者问。
  “冷漠也是一个歌星啊,那祁隆侬晓得伐?”陈平一愣,有些意外地说,“反正就是男歌星,我听伊拉的歌,学伊拉唱,晚上有辰光跟几个好朋友去唱唱歌、喝点红酒,在KTV里向总不可能唱女人的歌吧。”
 楼主| 发表于 2015-6-10 10:47:28 | 显示全部楼层
洋房里的人③
爱上老洋房的“布”凡模样
2015年06月04日   A22 :城市人文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吴颖雯身后挂着的就是“梧桐树下的老洋房”等作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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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记者 常煜华

  “城市的老房子是种记忆,我想用我擅长的方式留住它们的样子。”
  吴颖雯,一位在外滩附近老弄堂长大的“75后”,虽已住进中规中矩的楼房小区,但偶然的机缘,又把她拉回到对市区老建筑的探索中。
  于是,就有了染在棉布上的老洋房、拼在包包上的老洋房……有外国友人惊讶地来询问,想把方法学回去给自家老屋也做上一幅,作为孩子的结婚礼物。
  老房子的印记,各种人都想珍藏在心里。心灵手巧的她,想让上海和更多城市的人们触摸历史建筑的“布”凡模样。

  老洋房“新居民”传授拼布绝活


  初夏的早晨,乌鲁木齐中路。两侧法国梧桐的繁茂枝叶在路面上方相交,斑驳的树影铺满整条马路,让来往车辆也显得安闲不少。
  但拐进路旁一座小楼,刚走到社区学校的布艺教室门口,一阵“嗡嗡”的声浪就扑面而来。
  这是当天课程开始不久的场景,和我想象中安静做手工的情形太不一样了。18个“阿姨妈妈”分两组坐满了教室,面前长桌上满是布料、丝线、针线包、针插、剪刀、尺……不少工具盒是精致的老上海糕点铁皮盒,那些针线包和针插,还多半是她们自己动手做的。
  唯一站着的人就是吴颖雯,一件蓝白格子衬衫加牛仔裤,在教室里走动巡视着。她今天在这里上拼布课,内容是“褶皱绣项链”。
  “这个社区老年人比较多,还都挺好学的,乐意接受新东西……”似乎要给吴颖雯的这句话做个注脚,学员们做到中途,七嘴八舌地开始问起她来。
  “吴老师,再让我看一看你做的样子好不好?光看图纸根本想象不出来。”有人离开座位径直过来“看样子”。
  “哎呀呀,真是不能‘黑心吃白粥’呀,我的布头抽不出来了!怎么办?”一位戴眼镜阿姨在某个步骤卡住了,懊恼不已。
  学员间也开始互相参考。“哦哟,侬看伊哪能做得老好……”那个被赞“做得老好”的卷刘海阿姨已把自己手中的浅蓝色布条打理得十分妥当,在同伴艳羡的目光里,动作更加从容矜持起来。
  为了不被18个老阿姨的嘈杂声淹没,吴颖雯的分贝也越提越高。
  “要用尺画,不要比划,否则缝出来会斜掉的!”“你这个黑底白点的布,配银线绣比较好。”“谁帮你讲的这个尺寸啊?不对的,揩脱揩脱!”
  虽然年龄比学员们小得多,但她的老师“腔调”,老阿姨们都很买账。戴眼镜阿姨告诉我:“我在这里学了好几年了哎。她做东西蛮灵的,又耐心,做这种东西么,就是要耐心。”另一阿姨凑过来讲:“本来我连纽扣都不钉的,跟着她还学会做拎包了……”
  原来,吴颖雯教这个社区的居民做布艺已近5年。正是这个机缘,让她这个“新居民”开始与这片老洋房社区近距离接触,并被它那充满历史感的美折服。

  巧手印染“梧桐树下的老洋房”

  吴颖雯并不是专职老师,几年前还是房地产行业里一个忙忙碌碌的职员。为了多点时间照顾孩子,也为了心目中的“慢生活”,2007年时,她辞了职。
  “我喜欢做拼布,那时就跟着台湾来的老师学拼布,后来加入了朋友的布艺工作室。”原先在房地产行业也搞过软装修,所以对布艺她并不陌生,凭着浓厚的兴趣和一双巧手,她常常能触类旁通、做出很多有新意的东西。在SOHO式工作的同时,编写布艺教程、给社区居民开课也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开始,不管是自己做,还是给别人上课,用的书和图样都是现成的。“目前市面上很多拼布图纸都是外国人的,我就想,什么时候可以做点本土特色的东西呢?”
  而且,本土真的很有特色。吴颖雯闲暇时经常在这片街区转转,从淮海中路逛到复兴西路,从湖南路穿到永福路……沿途不时有名人故居,转角就会遇到优秀历史建筑,在法国梧桐的掩映下,诉说着悠长的时光。
  想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个夏天,吴颖雯背上相机,开始她的第一步:拍摄。武康路上的巴金故居、唐绍仪故居、意大利总领事馆旧址,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汾阳路上的犹太人俱乐部旧址、海关俱乐部旧址……
  “设想中,要拍摄16幅老建筑,不过因为有些建筑不对外开放,自己拍到了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去找了资料图片。”
  集齐16幅老建筑照片后,吴颖雯在家里开工了。前期先备好棉布,按尺寸打印好照片; 棉布需浸泡在一种染剂里做预处理,然后在暗处阴干备用。随后,她将打印好的照片覆盖在棉布上,再压上一块玻璃和一块不透光的板,到阳台上晒10到15分钟不等。
  这就是俗称“太阳染”的一种手工印染法,最好是在夏季的晴天进行。吴颖雯觉得这种印染的奇妙之处在于,“每次都会获得不同的颜色,天上的云多一点少一点、太阳光线强一点弱一点,晒出来的颜色都会有轻微不同”。
  晒过之后,棉布上就由深浅不同的蓝色“显影”出老建筑的模样了。为了丰富色调,她用其他染剂再作一遍处理,可以得到绿色、黄色的影像。沧桑的建筑,在这种原始而质朴的手工技法中呈现出难以言说的岁月之感。
  一个下午,这样的作品可以晒出好几幅,后面的程序还有固色、漂洗、晾干、熨烫……最后,吴颖雯将这些棉布用“自由压线”的技法上机缝纫,配上画框,才算真正完成。
  细心的她,最后为这16幅作品配上梧桐树叶图案的边条布,做成一大幅150厘米×120厘米的壁饰,起名为“梧桐树下的老洋房”。

  老外远隔重洋求教印染法

  吴颖雯觉得,动手做这样一组老洋房的作品,其实有一点向自己的记忆致敬的意味。
  “我小时候是在黄浦区的弄堂里长大的,还记得北京路旁边生煤炉、山海关路附近买小菜……现在老房子已经不大看得到了。湖南社区这一带的老建筑不但密集,而且保存得比较好,我很喜欢。”
  “还有,老马路有很老的行道树,枝叶可以把天空全部遮住,路面都是树影,这种景象,我特别喜欢。”她的感受让我想起刚刚走过的乌鲁木齐中路。
  然后,就有了“然后”:去年,她又为她的学员们构思设计了一组拼布靠垫和包包的式样,图案当然也是老洋房。
  “拼布,又和印染不一样了。”为了做得贴切,她跑去图书馆查资料,弄清这些老房子的建筑结构,这才有底气自制了全套设计图。“包包的图案分了春、夏、秋、冬的主题,想做出老建筑在四季的不同气质。”她和班里学员共同完成了这些作品。
  今年春天,这些靠垫、包包,连同之前的“梧桐树下的老洋房”太阳染作品,在苏州国际拼布展上展出。能凭借自己的手工让心爱的上海老房子“走出去”,吴颖雯很高兴。
  她把作品图片上传到网上,有个远隔重洋的美国网友用英文留言,惊讶地问印染的那些是怎么做出来的,“她也想把女儿幼年住过的自家老房子做成这样,送给女儿当结婚礼物”。
  也许,不论古今中外,有一种情感是一样的:曾经身处其间的美好的老房子,是每个人都想要珍藏的回忆。

 楼主| 发表于 2015-6-10 18:05:41 | 显示全部楼层
品质变味,“田子坊快变城隍庙了”
政协委员呼吁田子坊到了必须升级的关键时刻
2015年06月10日   A10 :上海新闻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打“文化牌”的田子坊,如今却被指因商业化过浓而缺少文化气息。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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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记者 邵丽蓉

  6月13日是我国的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在此之际,市政协文史委,市规土局、房管局、文物局,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等专家学者再次走进里弄,聚焦田子坊的“升级之困”。有专家提出:田子坊设计之初的创意产业不复存在,过度的商业化让其失去了老石库门的文化韵味,田子坊到了不得不“变”的关键时刻。对此,政协委员呼吁政府积极介入,干预探索田子坊的升级模式。

  商区“超载”的矛盾

  穿梭在田子坊狭小的里弄之间,混迹于上海本地人、外地游客和外国游客的人群中,抢入眼帘的是一间间商业化的小店铺、酒吧、摊贩、餐馆。位于泰康路的田子坊,如今无论从游客数量和商家数量上,已逐步赶超新天地,展现给人们上海老弄堂海纳百川和杂居文化的丰富形态。然而,田子坊发展到今天,一批石库门保护的专家学者开始传递出不同的声音。
  “田子坊由于没有统一管理招商,很多商家偷偷卖假货,从义乌、七浦路批发来的商品也在卖,像民间的襄阳路,损毁的是田子坊的声誉。”座谈一开始,田子坊商会副会长仇为一首当其冲,指出了问题。据悉,他是早年入驻田子坊的商家之一,租过办公室、开过瑜伽馆、如今在一楼开了一间酒吧,然而日渐增加的租金也让他的经营不堪重负。
  作为2004年第一家出租的原住民,周心良的租金随着田子坊的名声大噪而逐年增长,目前一间客堂间的月租金高达3.5万元。尽管如此,他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如今引来了不少炒房客,有二房东,甚至三房东、四房东、五房东,一边是被租金压得艰难经营的商家,一边是下降的商品品质。”
  在田子坊管理办公室主任敖建国看来,超负荷人流带来的安全隐患值得警惕。据他统计的数据,今年“五一”节假日的日游客量达8万人,远远超出田子坊七八千人的承载量,安全隐患很大。“田子坊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如今引入太多商家和人群,明显承载超负荷。”

  有无“文化”之争

  “以文化为资本发展街巷”是田子坊改造运营的理念,田子坊通过“弄堂空间”+“文化资本”的联合,进而实现对于个性化文化概念的成功打造。
  然而,打“文化牌”的田子坊如今却被诸多专家认为因商业化过浓而缺少文化气息。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教授王林眼里,田子坊是上海石库门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但如今原先打造“创意产业”的初衷不复存在,整个街区品质下降,隐患重重。“艺术家都搬离了,游客们再来田子坊,感到失望了,这里快要变成城隍庙了。”王林和众多政协委员呼吁,政府借助民间力量,共同调整业态,提升街区品质。
  不过,针对有无“文化”的说法,田子坊商会会长吴梅森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田子坊的存在当以文化为灵魂、以商业为基础,目前每年税收3000多万元,解决了8000人的就业岗位,有20多个国家参与经营,这些都显示了田子坊的成功,至少优点远大于缺点。
  对此,敖建国提出,下一步将调整田子坊的业态,恢复创意产业园区的定位,与风貌保护相结合,提升艺术创作比例。

  升级“民宿”之困

  的确,如众多专家所说,田子坊的发展到了不得不变的阶段。记者采访发现,原住民对开展民宿的呼声很高,但至今藏在地下,见不得阳光。
  吴梅森告诉记者,目前田子坊内,大部分一楼房屋已租用为商铺,有些二楼的房屋也已改建为咖啡馆。然而,三楼、四楼的小屋却因面积小,楼层高而难以出租。田子坊长期处于民居与商业交错的环境中。
  “白天在田子坊看画展、逛商店,晚上去酒吧小酌,再入住二楼的小厢房。清晨起床后,到弄堂喝豆浆、吃油条……这是理想中的田子坊的24小时。”吴梅森告诉记者,游客在田子坊大多仅停留几小时,无法真正体验石库门生活。而随着民宿的开拓,商户的营业时间可以延长到更晚,可以打造完整的田子坊。“有石库门研究专家考察了各地旅游景区内比较成熟的民宿,倾向于参考乌镇民宿的做法,在田子坊服务中心附近,设置一个民宿总服务台,游客可以在这里预定民宿,办理登记、入住、退房等手续。田子坊管委会和田子坊商会将共同组建民宿相关管理公司,从居民处租借房屋,进行统一修缮。民宿所得收益中的一部分,也将用于田子坊的整体管理。但是我跑遍了公安、房地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没有一个部门愿意牵头协调此事。”他告诉记者,目前坊内已有几家民宿推出,但都是暗地经营,得不到政府法规的支持。
  作为石库门开发保护的先行者,一行专家学者呼吁有关部门积极尝试,让田子坊率先吃到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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