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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mm

地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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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 11:21:51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哥有肛瘘,兄弟不能丢
2015年04月26日   B08/B09 :上海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一开始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丁嵘表现出了他“双重性格”中放松的一面,看上去跟邻家爷叔没什么区别,也难给人以 大 哥的 感觉。   /顾筝



 本版图片/星期日周刊记者 杨眉(除注明外)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杨 眉

  丁嵘的办公室正在装修,所以这天他在朋友的公司和小弟兄们会了一次面。
  一进门,他很自然地在茶桌前掌控全局的位置落座,把手机、烟、打火机整齐地放在面前,戴戒指的左手掌牢牢把住座椅扶手,身体深陷进座椅里,变成一个看上去非常舒适的坐姿。
  对面的弟兄给他点燃烟,接着手脚利落地烧水泡茶。水开后,丁嵘面前的茶盅被最先斟满,他边给其他小兄弟安排座位,边寒暄着打听各自的生意近况,并在适当的时候给出评价或者建议。小兄弟们大都留着寸头,穿着紧身的T恤衫,在丁嵘面前还算比较轻松,偶尔开一些赤裸裸的玩笑,丁嵘也不生气,跟着呵呵。
  谈话的内容基本和“生意”与“关系”有关,丁嵘表态不多,但对关键的信息格外在意,他总是先专注地听着,觉得信息不全的时候才会打断插嘴提问,提问时,身体倒是依然陷在大椅子里,没有突然坐起身探出头的急切,沉得住气。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 筝
  
  几个月前,在肛肠科经历了一段“做好这个出去,吓都吓死了”的生活。现在丁嵘又回去做他的大哥了。
  他们觉得,
  这个大哥有点腔调的

  约在咖啡馆,他点了一壶茶。
  “现在,是不能喝咖啡吗?”
  “也可以的。只是什么都要适可而止,要克制。”
  现在的丁嵘,和记者几个月前看到他的那一次,已是大相径庭了。那还是去年11月份,在曙光医院六楼的肛肠科病房区内,他在病号服外裹着一件棉袄,佝偻着身子。不能坐下,站了一会儿,就得用手撑住凳子。“哎哟,我只屁股,一塌糊涂,痛煞啦。”现在,他显然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穿着一件绛红色的丝绒西装,看上去很精神。“我问过医生了,过了天热,应该就可以全部恢复。”
  这次的住院开刀经历,对丁嵘来说,达到“经历过这个生活的人,出去都吓死了”的程度。不过他在前后住院的一个半月时间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友情,现在,在他的手机微信里,有三个微信群和此相关,两个是病友群,一个叫“肛瘘之家”,一个叫“此时不瘘,更待何时”,还有一个是和护士们建立的群。“护士们都叫我大叔,病友们叫我大哥。”2014年12月3日出院,12月27日他就组织病友们一起去松江玩,“兄弟们看得起我,都要我组织。阿拉白相得老开心的。”
  把一大群人组织到松江去玩,是因为丁嵘自己的公司开在松江,他在那里“扎根”了近十年光景,有一帮认他做“阿哥”的小兄弟。小兄弟们知道“阿哥“出院了,还组织了病友到松江玩,晚上冲过来几个人要拉他们去唱歌。“我不想去的,量贩式KTV包房我都已经订好了,但是伊拉一定要阿拉去KTV,帮阿拉订好了一个总统包房,老酒随便吃……”丁嵘在手机相册里翻出几张照片,“诺,就是这帮子小兄弟,前两天有一个小兄弟儿子满月,大家聚一道吃饭唱歌。”照片拍得模模糊糊,灯光昏暗,不过还是看得出照片里的人玩疯了,脱了上衣站在KTV包房的桌子上,赤裸的上身画满了文身。
  普通人看到这种装扮,应该会“吓丝丝”。“去年我老爸过80岁生日,这些小兄弟过来祝寿,正是7月份,伊拉穿着背心,身上全是画龙画凤的,我老爸一开始吓煞了,但伊拉都恭恭敬敬的,一个个过来,敬一杯酒,给一个红包。我也不晓得伊拉(指松江的小兄弟们)为啥叫我大哥,是水到渠成的事体?我不要做大哥,我要做大哥做啥啦。伊拉有事体寻我,我帮忙搞定了一点事体,所以伊拉觉得,这个大哥有点腔调的。”

  肛肠科的“老男孩”患者

  松江之行宾主尽欢,他们相约之后还要多多相聚。他们的这种关系有点特殊,一般来说,病友们离开了病房,联系也就断了。
  丁嵘出院后还曾回过病房去看望那里的旧友,“下午5点多,只只房间门关着,没人来往的。我要是住在医院里,这可是最闹猛的辰光,每个房间都在串门,或者是我在组织大家走路,一个个人僵尸一样,摇来摇去,一边走一边讲笑话,老闹忙的。”
  “那种闹忙的氛围,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你有关吗?”
  “跟我有关,肯定有关系,这总要有人带头的嘛。病房里本身就没事体做,侬拿一只手机我拿一只手机做啥呢,无聊哇啦?”
  丁嵘能成为病房里的“带头大哥”,一个原因是他的病情是病友中最重的,求医问诊的事情他经历过很多,所以他能成为病友的“指导者”。“我毛病最重,经历得多,这样口口相传,伊拉就知道,老张(指肛肠科医生张卫刚)不在,就来寻我,我教伊拉应该哪能做,有辰光也给精神上的鼓励,不要怕,没啥事体的。”
  六年前,丁嵘曾经开过一刀。“讲起来是只门诊小手术,但我觉得不亚于开大刀。当时是针刺麻醉,在肛门旁边点的,这有啥大用场拉,还是像活杀一样。四个医生,三个人揿牢我,还有一个负责挖(指开刀)。我自己双手就抓牢床架子,嘴巴咬紧衣裳,男人家,哇啦哇啦叫,难为情哇啦?真的老吓人的,剪刀的声音我都能听到,痛得人汗淌淌滴,但是又不好动,腰、腿、脚那边各有一个人揿牢。弄了半个钟头,药膏弄好,要自己走,痛啊,但没办法,硬是走到观察室。开刀开好十天内,我都没办法睡觉,是各种各样的痛,抽着的痛,一跳一跳的痛。晚上要一直在走廊里走,走到麻掉为止,稍微眯一歇,再被刺痛痛醒。那趟是我爷娘陪着,老头老娘问,痛死了对哇?我讲还可以。侬讲痛,伊拉比侬还要痛,侬哇啦哇啦的话,是给伊拉增加负担,伊拉都是70多岁的人了。”
  丁嵘能成为“带头大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我的性格有双重性,在没有工作压力,放松的情况下,我老活跃的。但是进入工作状态,或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我老沉闷,可以一言不发。”所以两拨兄弟看到的丁嵘是不一样的。在松江的小兄弟面前,他不给他们笑脸,有一种做大哥的威慑感。而在病房里,那段时间他把工作全部放掉了,感觉人很放松,所以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东惹惹西惹惹。这次聚会,旁边24床的一个年长的病友对他说:我记得侬,开好刀我老痛的时候,侬挠我脚底心,不过倒反而好,分散注意力了。
  住在这一层病区的病人都是男性,年龄不一,职业不一,对丁嵘来说,就好像是长到50岁之后突然又有了一个重新回到少年时期,过上集体生活的机会。
  换药是“老男孩”们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候。“换药了。”换药室那边护士一叫,丁嵘就让大家排好队,一个个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一路上就开始寻开心了,大家讲笑话、唱歌、笑,最闹忙了。接下去要看了,啥人橡皮筋落脱了。”据丁嵘介绍,这边的开刀方法有所不同,除了用线,还用橡皮筋来缝合伤口,大概是为了更具弹性。掉一根橡皮筋就像拆掉一根线一般,意味着伤口在慢慢愈合,这是好事,但不好的事情是掉了橡皮筋之后,张医生就要出马了。如果说丁嵘是病房内的“带头大哥”,那张医生就是隐形的“老大”,每个病人都忌惮他,对他又敬又怕。“换药的辰光看到张医生在,阿拉都不大敢去的,因为伊手脚重。照道理讲,手脚重是好事体,生活清爽,但是伤口还没长好,抠进去啥味道啦?落橡皮筋的辰光是哪能也逃不掉的,一定是张医生来弄,伊有经验,晓得哪能挖,好帮侬把肛门里的血块什么的都抠干净。这个啥味道?不是一般人搪得牢的。”
  这一天,知道某个人橡皮筋掉了,那么即使是之前已经换好药的人,也都不走了,全部等在换药室门口。有的人痛得会叫出声来,那么周围的看客也就一起尖叫起哄,有点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意味。丁嵘当然也要经历这样的场合。“有一趟我橡皮筋掉了,我就不响,想偷偷挨到最后一个。我对伊拉说,你们先去吧,我有事要等会来。伊拉晓得我在捣糨糊,就去和张医生说:25床橡皮筋掉了。张医生就叫护工来‘抓’我,到那边一看,一帮子赤佬,都已经等在门口了,要看我笑话。没办法,躺到床上,裤子脱下来……所有人都呆在旁边看着,就连护士也来了,她们都叫我活宝的,‘张医生要给活宝做生活了’,这个消息一传,看热闹的就都来了。不过看笑话归看笑话,张医生弄好,药换好,那时我已经痛得完全没办法下床了,我的那些病友们马上过来帮我擦掉伤口的血渍,给我穿好裤子穿好鞋子,然后慢慢地扶着我走回病房。后头,伊拉会围在我的床边,有的给我喝水,有的说阿哥,弄根香烟吃吃……伊拉都不会走的,因为知道我很痛苦,就都会陪着我,安慰我。有一天早上,我老头子(父亲)来了,看我床边围着那么多人,吓死了,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知道了,伊对我说,你这帮子兄弟真的是好。”

  我喜欢做带头人的感觉

  聊到中午,丁嵘的手机响了,“不好意思哦,接只电话。”他温文有礼。
  “哦,我中午不回来吃饭了,你们自己吃,我在外面吃了……你们自己当心点。”
  “是我老娘,问我回不回去吃饭。”放下电话,丁嵘解释说,“我回去的话她要帮我弄的,有时我回去也说不回去,这样伊拉就简单地弄一下,否则要烧这个烧那个,吃力
口伐。”丁嵘现在和父母同住,和上海大多数中年男子一样,过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每天早上,他6点半出门,送女儿去学校送妻子去上班,送完之后,他回家小睡一会,之后再赶去松江工作。和女儿的沟通,是让他困扰的问题。“我和人家谈那么多,和自己女儿做不到啊,谈心也没用。小孩子老怪的,我都不知道伊拉是怎么想的。我真的没有用父亲的方式在交流,我说阿拉是谈心。可是她不要和我谈心,你说怪口伐?她觉得和老头子没法谈,和同学在一起好谈。我算是与时俱进了,接触的人那么多,可她做的事我看不懂,听的歌我也不懂,我欢喜听邓丽君,她听的……”
  这两年他算是重新创业,开了一个财务公司,帮其他的公司处理做账、报税等事宜。之前所说的松江小兄弟们并非他的员工,但彼此之间维系着一种看似松散,内在却紧密的关系。“阿拉平时不大接触。伊拉有空会来看看我,坐下,喝茶抽烟聊聊天。这种感觉比我叫伊拉来看我要好。出了事体以后要寻我帮忙的辰光伊拉会来寻我,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也会尽量帮伊拉。我帮伊拉不是要钱,我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个尊重,侬只要尊重我,其他都不需要。”
  “为什么尊重对你这么重要?”
  “侬这个问题点到位了。我曾经有过落难的辰光,那时不要说外面的人看不起,连自己家人也看不起,我就有个想法,要人家尊重我。我人生中上上下下好几段,低谷的辰光,爷娘把屋里交关钞票拿出来支持我到国外发展,但是伊拉在屋里抠得老紧,家里亲戚对此都不能理解,对伊拉有交关指责。我回来听到这些之后,心里老难过的,讲又讲不出……所以我这个人,对钱财看得不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尊重。别人不尊重我,我不会再和这个人接触,肯定不会有深入交流的。侬要问大哥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就是尊重。我感觉老好的。我还要伊拉内心也要尊重,表面敷衍了事的那种我是看得出来的。我可以带你到松江,随便叫个小阿弟过来,听伊拉讲讲我是哪能样子的人。”
  “我有一个疑问。”记者看着丁嵘,说:“会不会你得到的这种尊重只是表面的?伊拉尊重侬,是因为侬能帮助伊拉,这是有条件的。侬是否会担心,哪天侬不能帮伊拉搞定了,这种尊重也就没了。”
  “你所说的,我也意识到了,去年春节我跟伊拉讲,我想隐退了,你们好自为之,不要再惹事了,我不想管了。这里面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真不想管了,另一种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我想看看,这样说了之后伊拉会怎么样。到目前现在,伊拉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我感觉很欣慰。”
  一个人对某一个事物的需求必然来自于过往经历的影响。丁嵘从青年时代至今,起起伏伏多次。1993年从单位辞职后,他骑自行车到浏河批发河鱼,凌晨再骑3个小时回家,在家门的菜市场摆摊卖鱼。后来弄堂里有人去俄罗斯做倒爷,父母出资让他也去试试看,这一去就在外头飘了三年。“那时苏联解体,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里面心酸故事很多。”回来之后,他开始做快递。“中国的快递演变史我是亲眼看着它一幕幕发生的。”做到2006年,资金不够,规模拼不过其他企业,他又转行做服装生意,服装厂开了6年,他又完成了这一次的转行。“厂我为啥关脱?和我一道开厂的兄弟,最后死在肝癌上。而伊生肝癌的那一年,我也因为肝炎而入院,阿拉做得太吃力了。伊死了之后,我也想了很多。伊走的辰光只有46岁,得知消息后我痛哭一场,阿拉实实在在相处了5年,感情比亲兄弟还亲。伊老信任我,临终的辰光伊对老婆说,在上海别人都不要相信,有事体就去寻阿丁。我老舍不得伊。阿拉两个人会吵会闹,但闹了不开心当场就会好,我叫伊阿哥,我老认可伊,伊也绝对认可我。”
  “这样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比较少?”
  丁嵘有点激动起来,切换成“国语频道”:“现在这个社会,成败论英雄,不看你过程,赚到钱就是成功,赚不到就是失败,很现实的。你再努力,没有结果,人家就认为你还不够努力。我这一路走过来,受到过很多歧视。说得难听一点,赚不到钱,哪怕你喝杯茶、放个屁,也会有人讲你。现在的社会就是现实到这个程度。”
  “你和一起合作开厂的这个兄弟的关系,与那些小兄弟们的关系一样吗?”
  “不一样。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尊重有各种含义,不是每个人的尊重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我更喜欢哪一种,而是深浅层次不一样,我对这个哥的尊重和感情都是很深的,就像两杯水一样,一杯高一杯低。这样的关系是很少的,没有几个人能让我产生这种感情。他绝对相信你,你做任何事,他都不会怀疑你,而他越是这样,我越是不会做不好的事情。也不存在阿丁做成功了,他来尊重你的事情,他的尊重和信任是无条件的。
  现在有时我坐下来,还会想到他。这种层次的尊重真的很少,不过我可以退而求其次,要另一种层次的尊重,在病房里的也是一种延伸。在病房里,我就觉得老开心的,就是一个带头人,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并不要人家怎么样,光是有这种感觉就蛮好。其实要这种感觉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比如我要去照顾病友,还要动员弟兄们去照顾,挺操心的,不过我乐在其中。他们的尊重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以前是真的缺这个。不理解的人还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今天我们谈得多,才会说。去解释干嘛呢,累哇?我感觉这样很舒服,也不是让我做坏事,如果你要让我去踩高压线帮你,我也肯定不会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5-5-4 15:24:52 | 显示全部楼层
广州城中村

摄影:张志友     新浪图片出品 2015-04-29 19:20




石板大街、艇仔粥、龙舟契仔和契爷……广州建城两千多年,藏身于荔枝湾畔的泮塘村,可追溯历史超过九百年,是广州最古老的城中村之一。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关文化,传统、自然、现代,浓缩在这小小村落中。如今,村内只剩下老人和游客,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六十年代。


2007年10月15日,猎德村拆迁完毕,有九百年历史的猎德村从此成为历史。2008年1月15日,作为广州首个整体改造的城中村,猎德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式动工。三年后,6000多猎德村民迁入新居,但部分地区的土地问题还在延续。2014年6月2日,猎德村居民拉起了条幅。


大岗村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畔,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出租土地和出租厂房。大岗村距离广州市区10多公里,城市边界已然拓宽到这里。2013年5月28日,大岗村的一片拆迁工地上尘土飞扬。



2014年6月22日,大岗村一名外来务工者骑着摩托横穿马路,被一辆小车撞倒,司机下车查看,后悔不已。



位于白云湖畔的红星村,地理位置优越,地铁建成后,这里被规划为广州市新的发展重点区域,因此,这里也成了小产权房的“重灾区”。走进红星村,只见“握手”楼林立,有电梯、铁门、门岗,犹如一个完善的小区。2013年12月11日,工业路上的一处水闸曝开,水柱喷射得有三层楼高。



江夏村位于广州地跌2号线江夏站附近,这里住着十多万流动人口。满墙的小广告中最常见的就是租房广告,其中很多是给人用作开小作坊的。

在江夏村另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是每栋楼前密不透风的“蜘蛛网线”。到了用电高峰的季节,每天停电就达200多次。这里有地铁,租金又便宜,许多年轻的白领月薪不高,只能居住在这里。



简大堡在江夏村的村祠堂前健身,他原本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后来辞职,在江夏村隐居7年,钻研养生之道。



石牌村是广州最大也是历史最长的城中村。石牌村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与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相邻。原来,这里的主要居民都是本地农民。如今,石牌村进行了改造,但因周边商业发达,这里仍然是一个人口极度密集的城中村。





 楼主| 发表于 2015-5-5 10:46:56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5-4 15:24
广州城中村

摄影:张志友     新浪图片出品 2015-04-29 19:20


英雄古村三元里有多张脸孔,它曾见证抗英历史,也曾因为黄毒乱象成为治安黑点。三元里抗英纪念馆受城市建设扩张的挤压,它现在只能“蜗居”于高架桥下的城中村角落。三元里城中村改造喊了十几年,几乎每过两年都会有新动作,但各种矛盾纠葛让三元里村原封未动。


张村有个很大菜市场, 周边有很多小商贩。“城管与小贩”的话题一度引起社会热议。



2013年9月10日中午12时许的广州市鹅掌坦爆炸案,造成8死36伤。事故导致156间商户、38家住户受损。由于增宝仓属于“飞地”,涉及白云、荔湾两区,还有业主方西郊村增埗经济合作社,因此,赔偿经费未能明确负责单位,部分赔偿款先由同德街垫付。



冼村半拆的危楼中,还亮着灯,有人在这里卖烟丝。作为广州市重点旧改项目的冼村,自2011年工程全面启动以来,一直在旧改路上缓慢前行。四年过去了,许多冼村老人就这样在期盼中离开了,又有多少老人在哀叹着,等不到回迁呢?



首批冼村签约村民“三年半”回迁期已过,原定三年旧改完成的冼村,现在估计至少需要九年的时间。村民们的信心和耐心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消耗。2014年8月24日,一户在此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冼村村民准备搬离这块生育他的土地。



住在冼村半拆危房里的,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些本村留守的村民。到傍晚,冼村的废墟上就成了他们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发呆或给家人打打电话。



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到了晚上,冼村中的二代外来务工者聚集在一个小摊前,查找着他们需要下载的歌曲。



2014年9月8日,住在冼村里的外来务工者老王晚上出来纳凉。他买了二片哈蜜瓜,啃得津津有味,恨不得连瓜皮都啃掉。



傍晚时分,冼村错综复杂的后巷里散落着“站街女”,她们等待着“生意”。



广州的夏季,是一个多雨的时节。地处CBD商务圈的城中村—冼村,较之周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属于低洼之地,每当雨天来临,雨水就往低处流,加上排洪体系年久陈旧,冼村内涝严重。中秋前夜,一名湖南籍工人在水潭边钓鱼,他知道这里无鱼,只为心境。他说,他非常想念年迈的老母。

广州城中村

  1、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这组作品的?

  张志友:四年前当我去一个城中村转悠时,发现村里一片混乱,于是萌发了记录城中村的想法。参赛的这组作品的拍摄还不到一年,主要集中在广州冼村。经过多次拍摄后我发现要完整地记录一个城中村的变化需要十年之上的时间,甚至更长。

  2、在拍摄时你会与你的拍摄对象沟通吗?

  张志友:我喜欢快拍,不是所有对象都去沟通,我会选择性地与采访对象聊天,也会选择个别家庭记录他们?的生活及工作状况。

  3、城中村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主题,你在拍摄时会特别关注哪些方面?

  张志友:首先我比较关注生活在城中村的人的幸福指数,我会通过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再者我很注重画面质量。我认为影像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

 楼主| 发表于 2015-5-6 18:5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漂亮女主人和漂亮小茶室
隐匿在“巨长富”喝茶学戏爱文艺
2015年05月06日   A36 :晨友会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姓名:邵勤 茶龄:20年身份:缀百裘女主理最喜欢的茶:岩茶

     文/陈海燕
  
  要找到这间茶室,你得先放慢脚步,不然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个巨鹿路上的小门洞,啥也没写,一个门牌号。得走进去,踏上一层木质地板,再踏上一层,才会在角落,在门旁看到女主人的一点一点匠心,徐徐展开。
  店叫缀百裘,漂亮的书法出自名家,“取百狐之腋,聚而成裘”。要到三楼的茶室,先要经过二楼的“美丽客厅”,这里有主人家藏的3000多件古玩,和别家收藏的不一样,在这里你会发现戏服,戏书,头饰,还有人小声提醒,这里藏着失传了工艺的“点翠”。
  女主理是个上海姑娘,家里有特别爱好昆曲以及东方文化的老一辈。她于是用自家传下来的这栋房子开了这个小馆,每天,各路朋友会到这里喝喝茶,闻闻香,学学戏。
  藏匿于魔都高大上地段“巨长富”区域,周围皆是会凹造型的小店。“我在这里呆了三年,对面一排店不知道开开关关多少回了。”在这样一块寸土寸金的地方,留一个清净悠闲的自在地,若不是真爱,一般人,还真不会做这样的蚀本买卖。所以,很能理解女主人这句自豪的表白:“提到巨长富,如果不说我们的缀百裘,还是不懂经!”
  茶过四巡,众人起身走动,居然都被吸引到了小楼的一处沿马路的阳台。站在这里,巨鹿路的春天扑面而来。路边的一树梨花正在盛开。和阳台上的花草相映成趣。
  “家里的老人都说现在的文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过,看着这里的人来人往,看到80后的女主人很努力的在这栋小楼里学茶,学戏、交朋友。你会觉得,文化早晚会复苏的,就像站在这个有故事的阳台看景一样:一遍遍,绿了又黄了,黄了又绿了。
 楼主| 发表于 2015-5-7 08:57:03 | 显示全部楼层
小笼包,重口味
2015年05月06日   A35 :吃货FOOD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文 分你饭
  
  新加坡人对于中国传统食品小笼包绝对充满了大无畏的创新精神,灵感取自法国甜品马卡龙的乐新皇朝八色小笼包已经打破了国人的底限,接踵而至的是重口味的猫山王榴莲小笼包,今年出现的双色叻沙小笼包更令人大跌眼镜。
  今年3月起,榴莲小笼包再度回归上海乐新皇朝。以风靡新马泰一带的榴莲为灵感创作了全球仅有的榴莲口味小笼,选择产自马来西亚的昂贵极品“猫山王”,取其香甜果肉,其比例占内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再混合些许榴莲冰激凌增加风味,南洋风内馅搭配上海风小笼皮,便是一道绝无仅有的餐后甜点,入口伴随着浓厚的榴莲香气,余香袅袅。而蒸过的榴莲肉也会消除掉一些令人不快的“臭味”,令接受度增高。
  今年4月新推出的奇葩小笼包是Laksa叻沙小笼包,只限时品尝2个月哦!
  叻沙(Laksa)起源于马来西亚,是一道结合了马来人、华人及娘惹文化精萃的东南亚料理,在新加坡等地非常受欢迎,也是新加坡的代表性料理之一。浓郁、热辣、香气逼人,这是许多人印象中的叻沙味道。以鱼汤及椰奶为底,炒过的虾酱、咖喱及各式辛香料与新鲜香茅热情合拍,形成独有的热情东南亚风味。
  这款叻沙小笼包的外皮选取了色彩分明的红白两色,寓意新加坡国旗的代表色,其中红色以天然红谷米萃取而成。虽然其内馅仍然使用传统的猪肉馅,但点睛之处则在于其鲜美爆浆的汤汁,仿佛喝了一口叻沙汤的满足感,热辣的浓郁虾酱味混合着淡淡的香料味,微微的麻辣刺激着味蕾,的确是新奇有趣的小笼包体验。
  此外,乐新皇朝的龙抄手亦是招牌,手制拉面柔韧筋道,麻辣味十足的海蜇皮拌面能撩拨起夏天里最热火的姿态。
 楼主| 发表于 2015-5-12 10:39:08 | 显示全部楼层
离开弄堂的日子
2015年05月10日   B01 :星期日周刊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插图/顾汀汀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开往浙江长兴的大巴上,当年住永庆里的老邻居越聊越热络。曾经在西康路、澳门路上的这条弄堂,是他们很多人出生的地方,也是父辈、祖辈从苏北等地移民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
  这条弄堂甚至都算不上是石库门建筑,只是上世纪初日资工厂给纺织工造的职工宿舍。对于究竟算不算是药水弄的一部分,永庆里人至今存在着“内部争议”。但是对于这次重逢,大家心下都是骄傲的:“上海像阿拉这样老邻居碰头,基本上不大有了。”
  毕竟,拆迁一别,三十年了。
  从本期起,《星期日周刊》将连续推出三期“离开弄堂的日子”系列报道。我们将再次熟悉几条已经拆迁多年的弄堂,并请到这些弄堂的老邻居们,讲述他们过去与今天的故事。
  这座城市日新月异,我们要讲述的弄堂生活在今天的物理空间中已经找不到一丝半点的痕迹,但我们希望这份记忆和情感可以在有限的版面上得以记录。
 楼主| 发表于 2015-5-12 10:54:47 | 显示全部楼层
是你到九十岁,也叫你“小四子”,这个就是弄堂里的人就
2015年05月10日   B02/B03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老邻居们回到了以前永庆里弄堂主弄的位置,今天这里叫长寿新村,他们的身后是沪西清真寺。(前排左起:大宗、伏林、冯扣;后排左起:龙龙、小宗、金根、巧银、巧银老公老万、德国、红根)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杨眉



伏林特意带了坛“十年陈”的女儿红来,倒在缸里分给大家。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算起来,西康路、澳门路上的永庆里拆迁有三十年了,像这样大规模的聚会是第二次。  去年第一次去安吉,五十多个人塞满了一部大巴士。发车前,余德国特意放了一千响的鞭炮,又拉了条自制红色横幅,颇是引了些路人围观。  喇叭带了伐?  上趟侬喉咙哑得一塌糊涂  讲好的集合时间是早上7点。  韩红根把尼康D700塞进双肩包,手上拎着三脚架,疾疾往外赶。集合点在灵石路上的花鸟市场门口,离他住的小区很近。老远就看到一辆大巴已经停在马路对过了。红根变疾走为小跑,也顾不得绕点路走横道线,径直穿过了马路。  只见小学同学戴忠民站在大巴旁边。戴忠民小名“双海”,个子不高,人长得精瘦而结实,今天穿了件皮夹克,正把手臂举过头顶大力向他挥手。红根跟他打了个招呼,继续向车门跑去。站在门口抽烟的两个开玩笑说:“迟到了迟到了,今朝中午侬请客噢!”  车上的人基本上跟红根差不多岁数,如今都是60岁上下的阿姨爷叔了。他一边向过道两边的人点头打招呼,一边往里走,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不一会儿,发车了。车前的电子钟上显示的是时间是6点55分。今天,是弄堂里老邻居聚会去浙江长兴农家乐的日子。  “你们老的还在伐?噢,(老人健在)又是福气,又有得忙。像阿拉这一辈,老了啥人照顾啊?”  “坐了第一排的是××对伐?刚刚上车子,伊一直对我笑,我想啥人啊?后头一想,是××啊!”  “侬微信用伐啦?上趟建只群,特为(特意)邀请侬。侬伐响,辰光长了消脱(失效)了。”  车厢里三三两两的交谈声此起彼伏。算起来,西康路、澳门路上的永庆里拆迁有三十年了。像这样大规模的聚会是从去年才开始的,之前都是小范围的联络。  大巴驶过岚皋路桥,沿着中山北路向西,开到金沙江路轻轨站旁边停了下来。这是第二个集合点。当年老房拆迁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新房分在甘泉北块和这边附近,所以集合点就定在这两个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人一大早从莘庄、丰庄、塘桥赶过来的。  轻轨的高架轨道下面,另一拨人早已在等候了。聚会的召集人余德国和张龙龙也在这边上车,这次他们总共组织了四十多个人。据说去年8月第一次大规模聚会去安吉,德国特意买了人家结婚放的一千响鞭炮。发车前噼里啪啦放了一通,颇是引了一些路人围观。他还专门自制了一块红色横幅,请人用毛笔写上两行大字:“永庆里老邻居相约安吉——乔迁30周年纪念活动”。这次去长兴,是第二次大聚会,准备玩上三天两夜。  “喇叭带了伐?上趟侬喉咙哑得一塌糊涂。”有人笑着问德国。也许是为了方便大家辨认,德国就像旅行团的领队一样,戴了顶红色鸭舌帽。事实上,这一行人中,穿红色衣服的阿姨也不少,红色外套,红色披肩,红色针织衫……还有的涂了红唇膏,看得出都为此次出行的装扮费了番思量。  大巴在这里稍作停留,爷叔们趁机下车抽根烟。两路人马会合,少不了要相互递烟、热络地聊上两句。有些人隔着上街沿的栏杆就开始握手、打招呼,看来是好久没见了。  伊一笑,  还是跟小辰光一样,认出来了  德国手上捏着本小笔记本,忙着清点人数。一行人陆陆续续上了车。一个谢了顶的爷叔坐到红根前面的空位上。两人笑着互相看了看,红根先开口:“侬是王勇啊?”见对方有点迟疑,他又自报家门:“我是红根啊!”“噢!红根!长远没看到了。”王勇反应过来,两人都很高兴。  “这是啥人啊?”坐在后排的几个人没认出王勇,都在小声问。“王勇!”红根说,“我先开始也认不得,后来伊一笑,还是跟小辰光一样,认出来了。”  “侬现在长得比较老成嘛。”有人跟王勇开玩笑说。“老了老了。”他憨厚地笑笑。  说话间,大巴正式向长兴进发。车厢里弥漫起一股蛋饼的香味,想必是有人早上急着赶过来集合,没吃早饭。也有人开始打起了瞌睡。更多的人在聊天。  “我上山下乡先去了大兴安岭,后来又调到大庆,到退休才回来。大庆加退休工资没上海快,不像上海,动不动加三四百块。”纪荣生跟坐在他旁边的冯义平说。这样算来,老房子还没拆迁他就离开上海去了外地,一晃好多年了。  “侬基数高呀,阿拉还要眼红唻。赤脚也追不上。”冯义平打趣说。他和老伴带了4岁的孙女一起来参加聚会,她是一行人中年纪最小的。小朋友爬上爬下好不兴奋,还带了一大堆零食。“不敢给伊多吃糖,伊开始换牙齿了。”冯义平说,“像阿拉小学里厢才开始换牙齿,现在幼儿园中班、小班就开始换了,营养忒好了。”  “糖是不好多吃,牙齿老要紧的。”纪荣生接口道,“我蛮欢喜看养生节目的。上趟看到电视里厢一个老先生,九十几岁了,牙口还是老好的。哎呦,我看了难为情。我牙齿现在没力道,弄得来蟹也不敢吃……”  老邻居之间一番东拉西扯,越聊越热络,车厢里的分贝渐渐升高,盖过了司机播放的流行音乐。先开始,大家用的还是上海话,渐渐地,声音里夹杂了一些苏北话。当年他们居住的弄堂原是一个苏北人聚居的社区。  行车将近三小时,进入长兴的地界,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大家也越来越兴奋。  “这边有啥好买啊?”“竹笋,砧板。”“砧板好啊?我也买一只。”  “快要到啦?我好吃茶了。本来我不敢吃,生怕没地方上厕所。”  “等歇分房间,阿拉三家头(三个人)一间!”  大巴从公路转入乡间小道。大家的视线都转向了窗外。到底是春天了,路旁的小树林一片郁郁葱葱。茶农戴着草帽,在茶田里采茶。路边摆出一些大箩筐,兜售刚刚从地里冒出来的竹笋。农家乐两三层楼高的小房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接着又经过一个水库,湖水一潭碧绿。有人赞了记:“哦呦,这只河浜嗲伐?!”  弄堂里的“官方语言”  一行人住进之前预定好的三层农家小楼。这一拨人刚到,上一拨人正准备打道回府,两拨人汇在一起,都要先吃了午餐再说。一楼大厅里足足摆了八个圆台面,好不热闹。仔细观察的话,两拨人年龄相仿,席间蹦出的都是吴侬软语。看来都是从上海跑来这边聚会、搞活动的。  弄堂聚会的这拨人坐了四张桌子。有的一桌人当年是住同一条小弄堂的邻居;有的相互之间沾亲带故,当年因为有亲戚关系都住永庆里,现在一起来参加聚会。  红根这一桌清一色的爷叔,都是小时候的玩伴。他们中午就开始喝起酒来了。罗伏林特意带了一坛女儿红过来,号称是“十年陈”。“人家送给我的时候是五年陈,我又放了五年,这不是十年陈吗?”他说。自从生了肺气肿,他烟酒就比较节制了。但是这次出来玩高兴,香烟已经抽了好几根。  热菜一个个端上来。有人帮着伏林分酒,有人默默地把整只的蹄髈、汤里的土鸡拆解开来。大家配合默契,都是居家好爷叔。  冯扣指指小四子,示意帮他多倒点酒:“他酒量好!”如今的小四子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他护住手里的酒杯,面露难色说:“我一顿最多吃两杯黄酒,再多不来事(不行)了。”“瞎讲!”冯扣揭穿他,“我跟你从小玩到大,喝了那么多趟,从来没看见你醉过!”  伏林也劝小四子多喝点:“你看,这个台子上没人叫你名字‘钱咸仪’,都叫你‘小四子’,这个就是弄堂里人。就是你到九十岁,也叫你‘小四子’,老邻居就是这个样子。”  老邻居碰头,大家还是习惯像当年在弄堂里一样,叫小名或绰号。说起来,弄堂里形形色色的名字还真不少:金根,牙根子,庄狗子,牛丫头,三连子,小龙,小牛,小兔,大公鸡,小力士,大头,小头,娃娃,宝宝……  这些小名、绰号的由来五花八门。小四子上面只有一个哥哥,但他叫“小四子”,因为在大家庭里排行老四。金根的本名叫“朱茂银”,大名里有“银”,小名里有“金”。冯扣的本名叫“杨勇”,并不姓冯。叫“冯扣”是因为隔壁冯家多子多孙,取名“冯扣”有“姓冯的人把他扣牢,健康成长”的意思。  “苏北人起小名欢喜起根啊扣啊,狗啊猫啊,好养。”旁边的爷叔说,“冯扣自己大概也忘记脱了,小辰光他到十几岁还留个小辫子,穿了耳朵洞,用来辟邪的。”  还有一些绰号当初究竟是怎么来的,如今已不可考。有人问:“我一直搞不懂,龙龙的哥哥为啥叫牛丫头啊?”“我也不晓得。”龙龙说。  王勇坐着话不多,大家考他:“我们这一桌人,你都认得啊?”王勇笑笑:“有一半人认得出。”  “刚开始不认得是正常的,但是坐车子三个钟头下来了,应该认得了。”“下趟多出来聚聚,不要闷在家里。我们这个岁数,还好聚多少年啊?”大家说。然后一帮爷叔讨论起头发的问题了:谁的头发“好”,头顶依旧茂盛;谁的头发“不行”,发际线渐渐后移或是开始有白头发了。  饭桌上此刻大家使用的是当年弄堂里的“官方语言”:苏北话。但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人祖籍都在苏北。“我山东人。阿拉从小苏北人圈子长大的。所以苏北言话都会讲。”龙龙说,“现在屋里厢也好,单位里也好,社会上也好,苏北话基本上不讲。但是到了此地,自然而然地就讲了。”  “我宁波人,而且我小辰光宁波长大的。”伏林说,“阿拉屋里厢讲宁波言话,但是跟弄堂里人都讲苏北言话。”  “伊还来得欢喜讲苏北话。”“小辰光白相在一道,侬讲宁波言话,阿拉听不懂,要吃耳光的。”“侬看伊噶瘦,就是因为小辰光吃耳光。‘伲讲什尼东西啊?!”几个爷叔开玩笑说。  “巴敢讲(不敢讲),巴敢讲。”伏林冷面滑稽,用苏北话回应说。  “哎呦,现在做老师了。苏北言话好做老师了。”  “讲啥言话,都是跟着环境来的。”龙龙说,“原来阿拉对过,一家门浙江诸暨人。刚刚来的辰光苏北言话听不懂,后来讲得比我还要好。  “跟伊拉讲上海话犯忌的。在弄堂里侬讲上海话,人家讲:啥地方来的人?”龙龙又说。当年在他们居住的区域,生活的大都是苏北移民和移民后代。讲上海话的反而是少数群体。金根说:“讲上海话,阿拉叫‘讲蛮子话’。上海本地人待的圈子,阿拉叫‘蛮子窝’。”  从“东瀛里”到“永庆里”  酒过三巡,王勇的脸上渐渐有了光彩。他跑过来,拿起一个酒起子,在桌上画出当年弄堂的格局。  “阿拉弄堂叫‘永庆里’,在西康路1371弄,里厢有两个支弄,48支弄跟104支弄。阿拉都是104支弄的。”他说,“侬看,阿拉支弄当中一条主弄堂,两边各有八排房子。阿拉小辰光文化大革命,有两年不读书,一帮人天天在弄堂里蹿来蹿去。噶许多年数了,老多人面孔我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是一讲原来住啥位置,我就反应出来了。现在回想小辰光大家一道白相,老珍惜呃。”  沿着现在的澳门路向西行,走到与西康路交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红根记得,小时候这个位置是上海机床铸造厂,澳门路到此就告一段落了。而现在绕过加油站,澳门路在稍稍偏北的地方重新起头,一直延伸到常德路。新延伸的这一段就是当年的西康路1371弄。过去,从西康路上拐进这个门牌,里面有好几个弄堂。这些民宅和工厂混杂在一起。永庆里在走到底、靠近常德路的那一头,弄堂里面有个肥皂粉厂。而正对着弄堂口的是一家织布厂,名叫“色织一厂”。  如今,矮平房都被高楼所替代了。挂着木质门头,上面写着“永庆里”三个字的弄堂口,现在是长寿新村的大门口。对面的色织一厂也变成了美发沙龙、自助烤肉。只有学校和清真寺还在原位。当然,当年他们就读的常德中学旧址,现在已是一所职业学校的校舍了。  “弄堂里年纪大的都晓得,阿拉老早实际上叫‘东瀛里’,后来再改叫‘永庆里’的。”伏林说,“阿拉住的弄堂,最早是日本人给纺织厂工人造的宿舍,是‘沪西内外棉九里工房’之一。”  1911年,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来上海办厂,发现杨树浦沿江一带已为英美等国工厂所占,于是转向苏州河,开设内外棉三厂。此后又陆续在普陀创办了数家纺织厂。  为了安置纺织工人,1913年,内外棉财团建成东瀛里砖木平房12间,砖木2层楼房7幢。之后又建造了南大旭里、北樱华里、北大旭里、锦绣里、南樱华里、梅芳里、东京里等工房。  “日本人跑脱以后,阿拉改名叫‘永庆里’。”伏林说,“旁边东樱华里、西樱华里改名叫‘东英华里’、‘西英华里’。还有一个东京里,改名叫‘正红里’,纪念顾正红。”  当年的“内外棉九里工房”都分布在长寿路(原劳勃生路)、西康路(原小沙渡路)附近。这一带被称为“大自鸣钟”,也与内外棉公司有关。1926年,长寿路、西康路路口中央曾建起一座14米的钟塔,用来纪念已故的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经理川村利兵卫。人们称这座钟塔为“大自鸣钟”。当时它在沪西属于第一高层,站在塔顶遥望苏州河,所有的纱厂一览无余。  “老早大自鸣钟在上海蛮有名气的。这只钟楼,阿拉小辰光还有印象。到(上世纪)50年代末把它推掉了。”伏林说。  桌上这些爷叔的父辈、祖辈,当年因为战乱、灾荒,从苏北逃难到上海,沿着苏州河来到沪西一带。他们到日本人开的纱厂、纺织厂当工人,住进了“职工宿舍”永庆里,从此安顿下来,成为来上海的第一代移民。  当然,永庆里的居民也不尽然都是纺织厂里的工人。比如宁波人伏林,家里有人是开烟纸店的。“日本人宿舍造好以后,伊并不了解工人的情况,所以不可能自己来管理,肯定是找下面的中国人去安排。这些人就‘以权谋私’了,把房子再转租给其他人。”他解释说,“阿拉附近有个有名的大流氓,伊不是内外棉公司的,但在永庆里里厢有三套房子。阿拉屋里厢就是用500块银洋钿问伊顶的房子。”  永庆里到底算不算药水弄  永庆里的弄堂走到底,就是沪西清真寺。伏林记得,清真寺有一扇很大的黑漆木门就开在弄堂里。  旁边的南、北英华里住着许多回民,所以附近有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和回民中学。伏林、红根他们都在回民小学念过书。开斋节的时候学校里会发一些吃的,清真寺就更加热闹了。“弄堂里厢金海、锦荣、金发是回民,伊拉会带我到清真寺去。”伏林回忆说。  以清真寺为界,往苏州河方向的那一片区域就是药水弄了。事实上,沪西清真寺的原名就叫“药水弄清真寺”。  19世纪末,苏州河渡口附近有几家烧制石灰的土窑,被当地人称为“石灰窑”。1907年,英商美查公司把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到这里。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附近工业发展,大量难民进厂做工,并在这里搭建棚户居住。由于那时石灰窑已停业,居民就以药水厂为名,称这里为“药水弄”。后来,该弄被编为西康路1501弄。  虽然都是苏北人聚居的地方,地理位置上又紧密相连,但永庆里的人有意识地要和药水弄“划清界限”。  “阿拉跟药水弄两样的。”伏林说。  “老早谈朋友,阿拉不讲药水弄的。人家问:‘侬住了啥地方?’‘我永庆里的,西康路上的。’‘那边啊是药水弄啊?’‘不是呃,药水弄在阿拉后头!’”金根说。  他解释说:“老早要到药水弄去,必定要从阿拉这个弄堂的大门进去。前头是阿拉永庆里的地盘。要经过阿拉,里厢一块才是药水弄。严格地讲,永庆里不属于药水弄的真正地块,属于药水弄的边缘。”  “侬讲住在永庆里跟药水弄的人有啥大区别?也不一定的,都是苏北人多的地方。”他继续分析,“但是药水弄里厢私房比较多,棚户、滚地龙,房子比阿拉差一点。而且药水弄比阿拉名声要差。‘三湾一弄’(潘家湾、潭子湾、朱家湾和药水弄),上海滩有名的。”  说到这里,他下了结论:“阿拉不属于药水弄!”  “这个概念侬一定要搞清爽。”双海激动地站了起来,“过了清真寺,才是药水弄。清真寺是一条界限。阿拉相当于在‘内环’里厢,不属于药水弄。”  “阿拉在药水弄口头(外口)……哎呀,实际上也算药水弄圈子里呃,逃也逃不脱。”龙龙坦然说道。  不过讲起小时候“调皮捣蛋”、“打相打(打架)”,几位爷叔齐声表示:“阿拉不比药水弄差呃!”  “文化大革命有几年不读书,阿拉就参加打相打。”冯扣说,“为啥要打啊?比方讲,人家想欺负弄堂里厢的人,出于江湖义气,大家都要帮忙。阿拉这个地方的人呢,一般不去惹人家。但是侬惹了阿拉,也对侬不客气。”  用爷叔们的话来说,冯扣小时候“欢喜闯祸”。冯扣介绍说:“药水弄里厢有几个人,市面上蛮有名气的。伊拉名气响,但是真的要打起来,阿拉永庆里不比伊拉差。啥道理呢?阿拉心齐呀,一帮人拼命打。拿啥打啊?棒头,三角铁。”  “最简单的就是拿学校里的桌椅。凳子敲两记,手一扳,里厢三角铁就拿出来了。”红根说,“常德中学最倒霉。阿拉不读书了嘛,动不动就敲桌椅。”  “侬记得伐?有趟附近流氓头子全部抓进去,关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里厢的茶室,关了两个多月……”大家回忆起了往昔“峥嵘岁月”。  隔壁桌的李巧银带了老公老万一起来参加聚会,大家笑称他是“永庆里的女婿”。老万退休前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巧银对老公很佩服,夫妇俩总是夫唱妇随,一起出现。不过说到老万的“出身”,巧银开玩笑说:“伊比阿拉还要差,潭子湾的。”  巧银年轻时在上粮一站工作,老万是师父帮她介绍的。“我爸爸妈妈本来不同意的。因为阿拉永庆里的档次比潭子湾要高一点。阿拉1371弄靠近澳门路这里唻,潭子湾要过苏州河了。”她说,“我师父讲,潭子湾是不好,但是他们家三兄弟全是大学生。我就是冲着他是大学生去的,我欣赏有文化的人。”
 楼主| 发表于 2015-5-13 10:28:58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5-12 10:54
是你到九十岁,也叫你“小四子”,这个就是弄堂里的人就
2015年05月10日   B02/B03 :柒调查   稿件来源 ...

阿拉叫永庆里,西康路1371弄104支弄
2015年05月10日   B04/B05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青年时代的韩红根(后排中)和朋友在永庆里留影
  

德国带弄堂里的孩子去西郊公园玩,5角钱一张门票,12个人,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





 德国(左)和弄堂里的小伙伴,可以看到当时弄堂里是弹格路。





  冬天下大雪,德国爬上自家楼上的屋顶,背后远处是当时的常德中学。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酒喝完了,农家乐麻利的老板娘早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收拾干净了。有人起身,参加四国大战去了。隔壁一桌围坐的人却越来越多。一杯茶放在空桌上,大家三三两两地聊着天。
  张月娥突然问:“考侬只问题,阿拉老早公用电话号头多少?我提示侬,6位数。”
  “536074!”几个人抢着报出这一串数字。
  在农家乐的最后一顿晚饭,双海举着杯子来找“大宗”宗俊华。“我特地来要找你呢,大宗啊。”他说,“除了德国,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小辰光就欢喜跟你一道玩。”两人坐在一起,一起吃了会儿老酒。
  “凭良心讲,大宗对我关心蛮多的。小辰光有这个印象,永远抹杀不了。”双海在饭桌上说,“还有德国,组织阿拉打乒乓。我得了名次,发给我一张奖状。尽管是伊在屋里厢画的奖状,我拿到老开心的。”
  说起永庆里,几乎每个老邻居都会提到:“老早家家人家门不关的。”“白天有陌生人进来,年纪大的看到马上问:你找哪个啊?把人家吓得逃掉。”龙龙说,“现在讲起来,有种安全感。”在弄堂这样一个狭小而又半封闭的环境里,住在里面的人就像一个大家庭,相互依存。
  那时每家每户的孩子都多。父母忙于工作,各家的小孩便玩在一道,大的带小的,在弄堂里蹿来蹿去。龙龙说:“伊个辰光屋里没啥规矩的,吃好饭就嗡(挤)了一道。屋里地方小,床上床下嗡得都是人。爷娘不管的,看到就讲:你们来啦。”
  事实上,大宗和弟弟“小宗”宗俊和很早就从永庆里搬出来,住到武宁新村去了。“阿拉1966年就搬脱了,我初中一年级。这多少早啦?永庆里廿年以后再拆脱呃。”大宗说。可兄弟俩还是喜欢回到弄堂里玩。“不一样呃!侬想想看,阿拉在永庆里门好不关的,端了个饭碗,一边吃饭,一边东家跑西家玩。武宁新村就两样了,一间一间门关起来的。”
  “所以讲,都是赤屁股(光屁股)朋友。有多少年纪,就有多少缘分。”金根说。
  “江北言话讲:不容易哎。”双海说。
  余德国比其他人要年长几岁,当时在弄堂里是“孩子王”。“我16岁就上班了,像童工一样。”德国说,“我本来曹杨二中的。阿拉阿姐读大学了,阿拉娘就叫我不要读下去了,早点工作。”
  德国上班后挣来的工资,大部分都成了带弄堂里孩子出去玩的“活动经费”。“上班以后马上买了只135照相机,上海牌582型。总归要拍些景点啰,带伊拉到国际饭店、外滩、长风公园……天天白相到老晚,回来再到阁楼上冲啊洗啊。阿拉白相的故事太多了。”
  “一个号头(一个月)工资13块。带一帮小孩到西郊公园白相,门票5角一张,我来埋单。12个人,半个号头工资用脱了。”
  “埃个辰光放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我买了35张票子到弄堂里厢发,还是没摆平。”
  “阿拉屋里买了只红灯牌收音机,哦呦,开心死了。弄堂里厢老稀奇的。”
  大家都还记得到德国厂里借光吃冷饮的事情。“老早冷饮不是想吃就能吃的。要吃就到他那里去。”红根说。
  “我老早工厂就在西康路菜场斜对面,钢铁工人到天热有盐汽水吃。”德国说,“我开始上班的辰光,伊拉都在读书。到文化大革命,伊拉没事体做唻,都来白相了。”
  “夜到(晚上)三四个人一道去,弄点盐汽水,还要抢了吃。”红根说。
  “我晚上上班一个人,伊拉来陪陪我,也蛮好的。”德国说,“埃个辰光没物事吃。吃点汽水,老好了。伊拉吃的话不是一瓶两瓶,吃了蛮多的。我脑子里老早想好了,‘你们敞开吃!’吃好等伊拉走了,我往汽水瓶里灌点自来水。灌满以后呢,我就摆在架子底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啥人晓得啊?等人家发现是自来水,我就讲肯定是运输工人掉包了。”
  讲起年轻时的趣事,大家都笑了起来。文革最初那两年,弄堂里的少年天天玩在一起。金根说:“打拳、锻炼身体的也有,唱歌的也有,扎象棋的也有,两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读书了嘛。”
  但是很快,大家开始各奔东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双海、伏林、荣生去了黑龙江,大宗、小宗、红根去了云南,龙龙、冯扣去了安徽。“我记得是(19)66年6月开始停课的,(19)68年10月开始分配工作了。”金根说,“66届、67届,屋里厢条件比较‘硬’的,或者是长子,或者屋里有人分在外地的,大部分都留在上海。像我是66届的,就分配到工厂当工人。68届69届‘一片红’,基本上都到外地去了。”
  十几岁的少年,对于今后的命运还懵懵懂懂的。“小宗去云南,学校里开家长会,是叫我去开的。”德国说,“伊拉到外地,几乎每个人我都送的。”
  远在他乡,前路迷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但弄堂是他们的大后方。“我跟伊拉一直通信的。”德国说,“伊拉到外地去了,要迁户口,我来迁;屋里有朋友来了,我来招待; 上海有啥事体,我来照顾。反正我办点事体,伊拉也蛮放心的。”
  睽违十年,知识青年返城,现实问题又接踵而来。大宗从云南回来,老婆小孩有了,家里没地方住。“1980年回来的,女儿半岁多点,还抱在手里。”大宗回忆说,“阿拉武宁新村的房子,25个平方,住了八九个人。晚上弄两块木板搁在床边,睡一觉,早上再拆脱,只好这样。”
  这时,德国提出:“我帮侬造一间。”地方是选好了,就搭在天井里,缺的是建筑材料。他从厂里借了部黄鱼车出来,叫了弄堂里两个还没上班的小兄弟,天天晚上去“扫街”。
  “夜里厢,天黑的辰光,踏了黄鱼车,就在老房子这只角兜——附近厂多嘛。眼睛扫描,看到厂家掼在门口的砖头就拾,拾了就跑。阿拉倒是一趟都没被抓到过。”大宗说,“啥煤屑砖、95砖、85砖……不管啥砖头,反正是好起墙头的,统统拾回来。我记得寻砖头是春天辰光,寻了一个多月。”
  “辣末(最后)一天拾的物事比较多。”德国也回忆说,“最后还差一扇门,到处兜,我想今朝夜里肯定要解决脱。”
  “黄沙没有,弄堂里金海是翻砂厂里的,弄了点黑沙来。”大宗补充说,“做家什(家具)的木头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当时上海家什买不到,木头也很难寻到,云南知青绝大部分都带木头回来。”
  春天起意,6月终于动工。“实际上我又没做过泥水匠,阿拉五六个人,只有一个人稍微懂点,算半个泥水匠。”德国说,“但是不管,造!否则哪能办啦?忙了两天,房子搭好了,住房问题也算解决唻。”
  搭在天井里的这间“违章建筑”6个平方,“里厢摆只床,一只五斗橱,结束”。“天热嘛热死,天冷毛巾挂着结冰。但是不错了,阿拉总算有个自己的小天地了。就这样待了一年多。”大宗说。
  他一直很感念老邻居们的帮忙:“埃个辰光真的是靠朋友啊!我跟阿拉老婆讲,德国帮阿拉大忙了。”
  时间的年轮继续滚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永庆里拆迁了。现在坐在一起回想起来,那时大家都还来不及怀念老邻居间几十年的情谊,就纷纷搬离了弄堂。虽然对很多家庭来说,这里可能是他们当初从苏北等地移民过来时,在上海落脚的第一个地方。“埃个辰光蛮想拆的,都想煤卫独用。老早天天要倒马桶、生煤球炉。”
  于是在那个连固定电话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大家的联系断了。不过似乎也无暇顾及这些——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市场经济的大潮正要袭来,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少,不要被时代的大潮所吞没。
  “老早当工人苦啊,全部靠劳动力来拼,不像现在有机械设备。我做了几年觉得不对,自己要求去读书,后来换了工作。”金根说。
  “老早在厂里我一空下来就看报纸、看书。”德国说,“我本来在厂里搞宣传,后来看看这个厂要不来事(不行)了,我1992年就从单位里出来了,做过的工作也蛮多的。”
  “阿拉永庆里的家长基本都是普通工人,老实蛮老实,勤勤恳恳,就是只晓得做生活(工作)。我父亲那一代读书最多读到小学、初中。但是阿拉这一代大大超过伊拉了。”他说。
  他们这一代人有继续做工人的,也有考上大学或去国外留学的; 有在机关工作的,也有下海经商的。等到大家的生活比较安逸了,老邻居间逐渐恢复了联系。“最早是66届一帮人聚会,过年过节一道吃饭、白相。后来比阿拉小的这一批也加入进来,都是兄弟道里呀。现在哪能会发展到四五十个人,要问德国了。”金根笑着说。
  德国解释说:“本来拆迁以后就失去联系了,只晓得甘泉北块有几个人,‘原拆原还’有几个人……后来我做的生活多,碰着的人就多了。我在外头做生活呢,有一部电瓶车,经常兜来兜去。在外头碰到啥老邻居,我就问伊要电话。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几个。等我做房产中介到大华去,认得的人就更多了。弄堂里的人都介绍过来,逐步逐步就积累了一些人。我60岁的时候,叫了24个老邻居来吃饭。”
  去年8月,德国第一次组织大规模聚会,五十多个人去了安吉。“阿拉经常聚餐嘛,上趟巧银请客吃饭,有两个人讲:好调调花头伐?天天吃,有啥吃头啦?到外头近郊跑跑。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他回忆说。
  “吃饭辰光就讲了,日脚先定好,8月份。伊拉问:叫多少人啊?我讲:总归一部车子坐满。伊拉觉得一部大巴叫53个人蛮吃力的。我呢,实际上算好了,我叫得到的。”他说,“我哪能晓得有53个人呢?巧银跟伊拉70届同学吃饭,就有15个人了;我生日那天叫了24个人; 双海伊拉小兄弟呢,又有12个人;再加些人就53个了。老早工作忙,没办法,都跑不开,阿拉都做到60岁。退休以后有点空了。”
  酒喝完了,农家乐麻利的老板娘早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收拾干净了。有人起身,参加四国大战去了。隔壁一桌围坐的人却越来越多。一杯茶放在空桌上,大家三三两两地聊着天。
  “上海像阿拉这样老邻居碰头,基本上不大有了。”有人骄傲地说。
  “感情深啊!”有人感叹。
  “这种邻居关系今后不会再有了。”龙龙说。
  一个阿姨问:“(19)85、(19)86年就搬了噢?我记得阿拉(19)86年4月20号结婚的,结好婚就搬出去了。前头已经搬脱交关了。”
  “阿拉娘埃个辰光也搬脱了。你们结婚等于是人家搬脱,房子拆空了,正好拿来办酒席、摆台子。”张月娥说。她和母亲一样高挑苗条,穿了件大红色针织衫。“对对。”那位阿姨点点头。
  龙龙说:“埃个辰光都是弄堂里摆酒水。邻居好到啥程度?侬弄堂里要摆几桌,张三李四讲好,人家早上起来床拆脱,让侬摆酒水。房子都小来兮的,所以床要拆脱。“
  “我谈朋友,天热辰光阿拉朋友不敢上门的。为啥?夜到乘风凉都坐在弄堂里。跑进去从第一家到辣末一家,都盯牢侬看,像夹道欢迎一样的,要命了。”龙龙又笑着说,“当时住房条件是相当困难,但是现在想想蛮好,像大家庭一样。啥人屋里厢有点事体,自有人会来帮侬忙的。
  “红白喜事都有人帮忙。”张月娥接口道,“我记得当时侬已经搬脱了,阿拉奶奶没了,天热噢,人(遗体)要在屋里摆三天。老早又没空调啥的,大龙、大公鸡,还有几个老邻居,黄鱼车踏出去帮阿拉买冰。屋里大脚盆都拿出来,也不嫌鄙(嫌弃)这是丧事。阿拉讲也不用讲。”
  龙龙点头称是:“伊拉自会安排,埃个辰光人是老实惠的。”
  “人情味道老重的。”张月娥继续说,“小三子帮阿拉烧豆腐饭。阿拉小弄堂里十三户人家,每家人家摆一桌。家家都老自觉的,把台子摆好。反正全弄堂这天也不烧饭了,豆腐饭都一道吃。”
  “还有余小平伊拉阿哥插队落户,爷娘到江西去看。小平讲,我一家头(一个人)没饭吃了,就吃在阿拉屋里厢。”她说。
  “阿拉叫永庆里,西康路1371弄104支弄。再挨下去每家人家,总共是159只门牌号头。”张月娥轻轻念道,这些数字从来不曾忘记。接着她又问龙龙:“我考侬只问题,阿拉老早公用电话号头多少?我提示侬,6位数。”“536074!”龙龙马上反应出来。
  “哦呦,余小平,伊脑子好呃!我问伊老早电话号头多少,伊马上报出来了。”张月娥对桌对面戴奶奶的儿子余小平说。
  “536074!”桌上其他几个人听到,也纷纷报出数字。
  “我老单位电话想不起来了,这只号码不会忘记脱。”龙龙说,“老早谈朋友没办法呃,要打公用电话呃呀。”
  小平也说:“今朝老二(小兔)来,我问伊,老早老房子里传呼电话号头多少,报给我。伊马上就讲了。”
  “去年第一趟聚会我不晓得。这趟接着通知,我讲我要来的。阿拉姆妈听了,伊讲伊也要来。老激动的,要碰头。”张月娥说,“阿拉妹妹也想来。但是伊还在上班。假使双号来,伊只要请一天假。现在要请两天假,没人帮伊做。”
  “这趟德国打电话来讲:侬是小娥伐?我是德国啊。我一记头反应过来了。因为上趟听伊拉讲聚会是德国组织的。假使不晓得,噶许多年没联系了,我还要反应一下。”她说,“侬问我为啥想来啊?念旧呀。我们老早一道读书、一道长大。刚刚坐侬旁边的阿姨,伊还帮我梳过小辫子来。”
  龙龙说:“阿拉分开来至少三十年打底了。”
  “哦呦,我结婚以后就跟你们没碰过头。”张月娥说,“阿拉儿子都31岁了。我结好婚两年以后再生阿拉儿子的,侬想想看,最起码三十四五年没碰过头了。”
  “但是一看就认出侬了。”龙龙说。“说明我没啥变化。”张月娥笑着说,“我也认出侬了,侬也没变。说明阿拉青春的尾巴还抓住了。哎呦,阿拉两个开始相互吹捧了。”
  陆续有人加入进来,十人座的桌边圈子越来越大,围坐了十五六个人。大家聊天的声音也越来越响。“阿拉弄堂里厢开大会了啊!”龙龙说。
  赵红香、赵红宝姐妹坐到龙龙、张月娥旁边,指指龙龙说:“阿拉老早住贴对过。”
  姐妹俩是第一次来参加聚会,红宝这两天拍了不少照片、视频。“阿拉老想来的,但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纠结了交关辰光。。”她说。
  红香说:“阿拉姆妈91岁了,平常屋里厢兄弟姊妹4个轮流去照顾。这趟阿拉两个出来白相了,只好叫阿哥、阿姐辛苦点。实际上阿拉阿姐也想来的,但是想到阿哥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所以伊留下来了。”
  “阿拉这个年龄,蛮苦恼呃。”红宝说,“侬到医院里去看看,服侍老的,都是阿拉这种年龄。陪老的,阿拉是尽心尽力,觉得精力达不够。小的呢,不帮又不好,老吃力的。这趟我出来,只好叫女儿自己带小孩了。出来一趟真不容易。”
  姐妹俩跟有些老邻居多年未见了。“31年唻。”红香说,“我大肚皮的辰光进医院养阿拉女儿,娘家搬脱了。噶许多年数没碰头了。有辰光我乘24路到老房子附近,莫名其妙有种回到自己屋里的感觉。”
  红宝说:“假使带了小孩经过,必要讲的:这是阿拉老早住过的地方。”
  尽管嫁出去以后跟很多人就断了联络,但是再相聚,“感觉就像屋里厢人一样”。“看到老邻居蛮开心的。阿拉讲,疯的辰光忘记脱自家岁数了。埃个辰光刚刚30岁,现在60岁了。”红香说。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啦?再等三十年阿拉要去了。”红宝感叹说,“刚刚还在讲,年纪轻的辰光,想碰头不可能的。大家都在忙生活、忙家庭。现在退休的退休了,小孩嘛也大了。”
  夜色深了,几个阿姨先回房去睡了。农家乐的房子都是三四个人一间,“昨日聊到夜到12点钟”。
  最后一天,红根背来的尼康D700和三脚架终于派上了用场。老的小的坐前面,五六十岁站后面,大伙儿一起拍了张集体照。住在同一家农家乐里的人跑出来看热闹,打听了一下,相互交流说:“哦呦,伊拉正宗老邻居!”
  “喜相逢,有机会再聚!”临行前的餐桌上,祖籍山东的龙龙举起酒杯,用苏北话说。
 楼主| 发表于 2015-5-14 10:28:09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5-13 10:28
阿拉叫永庆里,西康路1371弄104支弄
2015年05月10日   B04/B05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永庆里陈年八卦
2015年05月10日   B06/B07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拍集体照,特意找来了两把有靠背的竹椅给戴奶奶跟陈奶奶坐。


  金根(后排左)、德国(后排右)、龙龙(前排右)等人在外滩拍的夜景




金海(后排左)、钱咸仪(后排中)、德国(后排右)、伏林(前排左)、大宗(前排右)等人在原龙华公园(现龙华烈士陵园)合影




 文革期间,龙龙的哥哥(后排左二)到江苏大丰农场务农,回上海探亲时跟大宗(后排左一)、金海(后排右一)、德国(前排)等人一起在豫园合影



  德国在家里的窗前拍的照片




  德国(左)、金根(中)、大宗(右)在桂林公园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91岁的戴奶奶在儿子、女儿、儿媳五个人组成的小分队护送下,来了;当年弄堂里的“时髦人”、85岁的陈奶奶也来了。在她们眼里,其他来参加聚会的阿姨、爷叔都是孩子辈了——虽然也都五六十岁、有的已经当上爷爷奶奶了。
  茶余饭后,大家聊起了弄堂里的陈年八卦以及彼此的近况。

  戴小四戴奶奶91岁了,听说弄堂里人组织聚会,她要来,“跟老邻居碰碰头”。

  虽说母亲身体清健,但毕竟已是耄耋之年,去长兴难免要舟车劳顿。子女们商量了一下,组成了一支护送小分队,由大儿子小牛夫妇、小儿子小平夫妇和女儿小兰一起陪同。老三小龙请不出假来,出发那天也特意过来把母亲送上车。
  第二天中午,大家在农家乐吃饭,红根偶一回头,看到门口站了个人,皮肤黝黑,抱了个头盔。“呦,至少四十几年没碰头了。”他说,站起身去打招呼。那是戴奶奶的二儿子小兔。因为分别属牛、兔、龙,三兄弟在弄堂里的小名分别是小牛、小兔、小龙。
  小兔是从湖州骑助动车过来的,路上花了一个半小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投亲插队”去了湖州,之后娶妻生子留在了那里。
  “小辰光弄堂里大家都一道白相的。”红根说,“文化大革命,伊去了湖州,我去了云南。等我(19)82年回来,没几年弄堂就拆迁了。当中伊就算回上海来,阿拉也不一定碰得到。”
  “小辰光一道捉财积(蟋蟀),侬记得伐?”红根问小兔。
  “记得记得。”小兔笑着说,“下趟再一道去捉。就是现在上海财积寻不到了。”
  参加这次聚会的老邻居里,第二年长的是陈龙妹陈奶奶。“伊是时髦人,老早在弄堂里穿得老好看呃。脾气又好,看到人都笑嘻嘻呃。”大家都这么说。
  陈奶奶现在85岁了,即使是到了这个年纪,她在老太太里还是算高的。她穿了一件咖啡色镂空针织衫,配一条同色系的裤子,手上戴着个玉镯子。从依旧端丽的容貌可以想象得出,她年轻时是个高挑苗条的美人。
  这两天常看到戴奶奶和陈奶奶手挽手,相互搀扶着出入于农家小院。参加聚会的那些阿姨、爷叔在她们看来,都是孩子辈了。晚饭的时候,陈奶奶由女儿张月娥陪着,到各桌去看看老邻居。“你年轻时候特别好看。”小时候“调皮捣蛋”出了名的冯扣,用苏北话诚恳地当面夸奖她说。
  “唱歌去啊?”陈奶奶果然不负“时髦”之名,饭后邀大家一起唱卡拉OK,轻轻扭动腰肢,来了首《敖包相会》。“老太太可以呃!”众人赞道。
  茶余饭后,大家三三两两组成搭子,或是唱歌搓麻,或是爬山拍照。也有的坐在饭厅里,聊聊天,叙叙旧。“××后来是跟××在一道啊?”“没哒,××跟××倒是结婚了。”几个阿姨坐在一起,聊起了弄堂里的陈年八卦。
  说起来,弄堂里颇有几对青梅竹马最后成了一家人,比如这次一起来的“小力士”和“小毛人”。“小力士”如今已是膀大腰圆的“大力士”了,不过眉眼里依稀看得出小时候虎头虎脑的样子。听说“小力士”以前也“调皮捣蛋爱闯祸”,还跟小伙伴一起给邻居家好端端的姐妹花取名为“大毛人”、“小毛人”。不过他从小就不讳言:“我就欢喜小毛人。”后来果然如愿以偿,跟长得娇小秀气的“小毛人”结成了夫妇。
  75岁的潘红云潘奶奶给弄堂里许多人做过媒。“伊拉夫妻俩是我介绍的。伊老婆是阿里厂里厢的。”她指指这次来参加聚会的几个人说,“我自己家侄媳妇也是我介绍的。”
  “阿拉阿姐也是伊介绍的。”旁边一个薄嘴唇的阿姨说。“对呃。”潘奶奶说,“阿拉54号,伊拉52号。我老早厂里厢上班,每个礼拜三休息。一到休息,阿拉一帮子人就到伊拉灶头间,夜到(晚上)谈山海经,弄弄小菜。伊拉阿姐呢,就是茄山河(聊天)茄了谈朋友了。伊拉老公是阿拉后头弄堂里的,我帮伊拉撮合的。”
  “哪能撮合啊?轧苗头呀。伊拉两个眼神跟人家两样的,我想肯定有意思啰。后来伊拉娘问我了:伊拉两个是不是在谈朋友啊?我还装戆唻。‘哎呦,我不晓得。’”
  不过现在,潘奶奶已经“金盆洗手”了:“厂里厢聚会,人家都问我手里厢男小孩有伐?我讲我现在退休了,不接触年轻人,红娘不做了。”
  潘奶奶现在的爱好消遣是搓麻将。除此之外,“搓麻将当中哪天高兴了,天又是阴天,不出太阳,我就到外头去白相了。有太阳嘛,晒起来我也吃不消。不高兴跑,吃力。”
  潘奶奶乘轻轨“白相”,“白相”到了昆山、周庄。“我现在搬到南翔去了。11号线第一天开,我乘第一班车子到花桥。埃个辰光(那个时候)记者到站头上去拍,70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去轧闹忙。当时花桥下来,公交车还没跟上。我出来摸了一摸,就乘了车子到昆山市兜了一圈,在那边吃了一碗奥灶面。——昆山不是奥灶面有名的吗?吃好一看,呦,那边一个大润发,我去兜一圈,买点物事(东西)回来。这是第一趟。”
  “第二趟,我乘到花桥下来,乘‘游7’到周庄。阿拉的交通卡呢,可以在昆山打6折,5块钱车票只收3块钱。我享受老人卡待遇,到周庄不要钞票,100块门票一分也不要。所以我只要付来去6块钱车钿。”
  潘奶奶在轻轨上喜欢观察车厢里的乘客。“我看轻轨上头两个小鬼,十个有十个在白相手机,一边白相一边还笑。我想到底啥名堂?有啥物事值得你们笑啊?我凑过去看看,伊拉手指头就在手机上划来划去,有啥好笑啦?我也搞不懂。”
  她还发现了适龄青年女多男少的秘密。“我晓得的,现在男小孩老少老少的。”她说,“我在轻轨上注意的,长得卖相好的男小孩,登样一点、清爽一点,看不大到的。男小孩要么就是矮,要么就是胖,长得老挺拔的,像白马王子一样的,老少老少的。小姑娘长得好看的倒是蛮多的。”
  “现在小姑娘都不要结婚。阿拉女儿岁数也不小了,男朋友倒是有了,结婚一点也不急。”娃娃说。娃娃的本名叫周华琴,小名其实叫“华华”,但是弄堂里人叫来叫去,就变成了“娃娃”。如今,娃娃62岁了。
  这时,旁边走过一个爷叔,跟她讲:“下趟帮我做保险噢。”娃娃说:“侬要买伐啦?侬不要开我大兴(说话不算数)噢!
  娃娃做保险业务员有20年了。“阿拉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三个人小家庭要搞好。我1995年就从厂里出来做保险了。”她说。
  娃娃嫁到了虹口,但出来做保险,她把摊头还是摆回了老房子附近。“我嫁到老北站,想把摊头摆到北站小花园,但是那边我‘做不来’。我只好回到大自鸣钟,在邮局门口摆了只摊头。”她回忆说,“我欢喜主动出击,看到人家小朋友就讲:小朋友,来来来。叫侬爸爸妈妈帮侬买保险喏,将来读大学有钞票拿。人家一群一群人围过来,我就跟伊拉介绍,把人家名字、地址记下来,夜到再上门去。”
  那些年,娃娃做保险颇是风生水起。不过她说:“现在摊头老早不摆了,这个时代已经过掉了。我已经要不做了,62岁了嘛,我也对得起自己了。所以这趟叫我来白相,我就来了。”
  赵荣生也很关心儿子的终身大事。“现在的小青年,跟阿拉思路两样的。”他说,“昨天我在屋里厢吃老酒,问伊到底有朋友伐?人家介绍一个银行里做的小姑娘,我讲:跟侬讲过几趟,不管成功不成功,先见见面总归好的。伊讲,有两个女的跟伊关系蛮好,就是没进一步。个末(那么)我也不好多讲了。他小倒是还小了,27岁。”
  老赵已经为儿子结婚做好了准备:“我那天跟阿拉儿子讲:等侬结婚,给侬一套房子,再给侬十几万。作为爷(爸爸),也算尽责了。我反正有退休工资,四千多块,也够用了。”
  自从儿子工作后,老赵感到之前肩头的重担一下子轻了不少。“老早伊读大学,一个号头(一个月)几千块,一年就几万块,是蛮吃力的。伊大学一毕业,条件马上就好了。”
  老赵还在上班,在小区里当保安。出来三天,回到上海后,当晚他就要回去值班。他说:“我现在做,不是为儿子了。我现在赚钞票,是为了自己适意(舒服)点,将来出去白相。”
  工作之余,他在公园里找到了一群玩伴。“在甘泉公园打羽毛球,阿拉有十几个人,天天打。在一道白相两年多,从来没吵过。这趟回去又要聚餐了。假使我长兴不来,阿拉以后肯定要一道来了。有的带老公,有的带老婆,倒蛮好的。”
  他对这群球友很满意,让他想到了永庆里的老邻居。“大家在一起不斗心眼,就跟阿拉永庆里的老邻居一样。”他说,“侬不要看,阿拉邻居几十年,没吵过相骂,最多个别的争两句。争啥物事啊?老早公用自来水,几条小弄堂就一只龙头。大家都要用,忙起来会争两句。其他都老好的。屋里厢有好物事,都想办法请客。阿拉有这个风气。”
  老赵年轻时去黑龙江插过队。“我19岁出去,到30岁才回来。老实讲,回到上海不习惯。因为在黑龙江,我基本上都跟东北人打交道,回来性格都变了。我到现在脾气还有点像东北人,不喜欢狗皮叨叨的。”
  他回忆说,从黑龙江回来没几年,老房子就拆迁了。“我回来蛮晚的,(19)80年。小辰光一帮人前后弄堂到处蹿,但是我回来以后就不大欢喜串门了,到底出去10年了,有点陌生了。人也大了,一个个都有家庭了。(19)85年搬出去,老邻居就不大联系了。”
  隔了几十年,去年德国联系上他,他马上答应来参加聚会:“哎呦,交关年数没碰头了。

 楼主| 发表于 2015-5-15 11:51:39 | 显示全部楼层
时髦的小林
2015年05月10日   B08/B09 :上海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林玮丰在杂志社大楼的中央旋梯上拍照,路过的老老小小的同事看到就和她“打打朋”,她倒也没有觉得尴尬。   本版图片/星期日周刊记者 杨眉

 


林玮丰在办公室

     星期日周刊记者 戴震东

  “从小爸妈就讲,上海小姐老精致的,老嗲的。但你发现,小辰光生活里基本看不太到穿得很精致、很嗲的人,反而穿得比较好看的,都是爹妈那辈人中间不很循规蹈矩的,阿拉妈妈讲的那种弄堂里的小瘪三、流氓阿飞,伊拉反而会烫波波头,穿喇叭裤,很认真地打扮自己。反过来讲,如果你认真打扮自己,别人会讲,这个人怎能噶怪啦?”

  4月底的一天下午,气温攀升到25℃。也许是临近节前,上海市区的交通变得非常拥挤,哪怕是平时路况疏松且绿荫覆盖的巨鹿路,堵在十字路口的司机都在“哔哔哔”猛按喇叭。
  林玮丰和我们约在巨鹿路她工作的杂志社门口见面,刚刚拐过陕西路的路口,老远就看到了她——一头干练的短发,鬓角剃得很清爽,一件雪白色的衬衫,领头挺括,脚下踩着一双登山靴。
  一副中性化打扮的女生,好比是在遍布老房子的巨鹿路上忽然冒出的一栋后现代建筑,哪怕在时髦小店林立的地段,仍然是很醒目的,也难怪边上走过的路人会回头多看几眼。
  旁边有人看,林玮丰好像也没什么不适,她还和同伴嘻嘻哈哈开起玩笑。后来采访中她说,现在的打扮风格,大概有3、4年的时间了,这个过程里被旁人议论,甚至是弄错性别,是常常遇到的状况。就在采访的前几天,她在运动场打球时,有个十来岁的小朋友忽然跑到她面前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当时孩子怎么问你的?
  林玮丰:我遇到好几个小孩,童言无忌嘛,其中有一个问了,“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开始我就没有回答,我还反问了他一句。

  星期日:你的感觉怎么样?
  林玮丰: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不礼貌了。不过,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提问的那个小孩其实看样子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后来我发现是一个小男孩。他提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很礼貌,但是很有意思,我猜测,可能牵涉到他自己本身对自己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也许这是他特别敏感的原因,因为其他小孩并没有问。

  星期日: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林玮丰:我并没有,我很明确我是一个女的。我是比较反感用“男性化”来形容中性的打扮。在我看来,我想通过服饰呈现的“中性”,并不是“男性”,而是更靠近……

  星期日:没有性别?
  林玮丰:对,没有性别。所以如果遇到有人叫错我,认错我的性别,我会纠正他。一开始我会很恼怒,很生气的。但后来你就明白了,这其实是别人的事情,总有一个过程。很多人会把模糊性别这件事看作是有某种指向,好比一定是女的像男的,或者男的像女的,但陈冲、宁静都剪过光头,你不会觉得她们是男的呀。我觉得在很多问题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很多都是人为设置的框架,就是观念。

  之前的一次采访,林玮丰给记者看了她的身份证照片,上面是一张脸盘圆润,稚气未脱的面孔,还留着一头没有修饰的长马尾。
  而眼前的她,完全是另一种精气神了。这一次采访,我们特地约在她的工作地点,一家沪上有年头的文学杂志社,在这个看起来非常老派的工作环境里,扮相很酷的林玮丰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侬车子开了伐,要停车,我帮门房间师傅打声招呼?”林玮丰接到记者,非常热心地说。几次采访,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非常周到,热心的女孩。
  大部分时候,林玮丰讲一口上海话,在她的同龄人中,她的沪语能力算是很娴熟的。在弄堂新村都居住过的她,讲起话来总给人有一种隔壁邻居小伙伴的感觉。于是乎,鬓角剃高的那种“酷”一下子就被这“隔壁邻居”的市井气氛给冲淡了。
  由于我们需要拍一些人像照片,摄影记者直接把林玮丰安排到了整个杂志社大楼的中央旋梯上,路过的老老小小的同事看到就和她“打打朋”,她倒也没有觉得尴尬。
  “小林,唷,拍照片嘛。”
  “你们是什么媒体?电视台吗?”
  ……
  照片还没拍完,林玮丰同事从办公室里过来跟她打招呼,“小林,阿拉先下班了,走的辰光门锁好,电灯关脱哦。”
  记者正好抓住机会问这位同事,时髦的小林给他的感觉怎么样?
  “伊呢,穿衣裳是特别讲究,让人觉得很时尚的,但是伊这个人不是特别讲究的,怎么讲,人不是很装的,是很随和的一个人,整体嘻嘻哈哈的。”这位80后的同事说。

  星期日:看到你在和同事在一起的状态确实会让我有一些好奇。你的同事说,你的脾气很随和,但你的打扮呢,其实是比较干脆利落,比较酷,我就有点困惑了,这个之中是不是有矛盾?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是真实的。
  林玮丰: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仔细想过,我可能不太会让人有压迫感,是比较好相处。别人也许会觉得我自己的底线比较低。但是在内心来说,我可能潜意识里面不是那么柔软的人,也许因为大家接触的程度,还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内心原来的样子。但是衣服打扮却是内心潜移默化的。

  星期日:你的意思是,有一部分的你是你穿着打扮的这个样子?
  林玮丰:对。实际上,(在人际关系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可能因为别人的缘故,我不一定会表达出来,但是最终我还会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如果这么想,最终我也想这么说。

  星期日:我的感觉是,服装或者造型,有时候会给人的感觉一种“刺激”,有的人用语言刺,有的人站在那儿的样子就是一种“刺激”。我在猜测,好像你也想“刺激”某种东西。我只是猜测,你觉得呢?
  林玮丰:我觉得我的内心其实并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我是想慢慢展露出自己的那个部分,但可能还没能控制好怎么把握这个度,因为有时候一开口连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星期日:你说得特别好。通常同事们会怎么评价你的风格?
  林玮丰:年纪大的人,比如单位里的领导就会说,“小林,头发有点短嘛”。今天正好我们领导不在。我妈看到呢,她就“吓死了”,当然,她没有这么说,她就讲,“好像有点短噢”。

  星期日:既然说到你妈妈,我也很感兴趣,你妈妈怎么看待你的造型?
  林玮丰:我妈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矛盾体,她有时候也会想,“不要听别人的话”,但是有时候她又不得不迁就别人。我的发型问题,她后来是自己想通的。有一次她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宋忆宁,就是吕梁的老婆,她发现宋也留了一头类似的发型。宋忆宁和她是一代人,而且也是她觉得很认可的人,结果宋也去尝试这种复古头,很短的,所以我妈就开始接受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我妈自己也转变当中,我妈也会有思考,思考人究竟应该怎么过。我改变造型的这几年里,我也看到了她的变化。

  大概是3、4年前,林玮丰开始在发型、服装上花更多的功夫和时间,这个过程里她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发型和服装,比如3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她,林玮丰是三七开的短发,不过当时已经穿上了白衬衫。
  “这件白衬衫,实际上就是优衣库的‘爆款’。我觉得蛮好啊,面料也蛮好呀。”林玮丰一面讲,一面揉搓衬衫的面料。她一般的搭配是里头一件黑色打底衫,然后外面套一件紧致的白衬衫,方领、圆领都有。
  她告诉记者,她也尝试过去肇嘉浜路找裁缝定做衬衫,因为她希望衬衫的袖口和腰眼里没有多余的布料,能帮助人把腰给挺起来。她觉得衬衫有时候也能起到旗袍的效果。
  穿得精神,似乎是林玮丰在服饰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星期日:你对服装、发型的打扮似乎是有一个标准的。
  林玮丰:从小爸妈就讲,上海小姐老精致的,老嗲的。但你发现,小辰光生活里基本看不太到穿得很精致、很嗲的人,反而穿得比较好看的,都是爹妈那辈人中间不很循规蹈矩的,阿拉妈妈讲的那种弄堂里的小瘪三、流氓阿飞,伊拉反而会烫波浪头,穿喇叭裤,很认真地打扮自己。反过来讲,如果你认真打扮自己,别人会讲,这个人怎能噶怪啦?从小,我们就没有被教育可以有个性的美,小学开始,所有人的手必须摆在身体后面,每天都需要穿一样的校服。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和别人不一样,怕不同。

  星期日:你现在的标准是怎么来的呢?
  林玮丰:大概5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单身男子(a   single  man)》,汤姆·福德导演的,里面科林·菲尔斯饰演是一个生活非常考究,穿戴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实际上汤姆·福德在生活里本身也是这样一个人。电影里有一个细节,男主角每天换的衬衫,都是洗好、熨好、浆好,然后用纸条封起来的。后来在一篇专访里面,汤姆·福德专门谈了这个细节,他觉得生活里,需要存心安排一些有仪式感的东西。

  星期日:这段话,或者说这部电影“刺激”到你了?
  林玮丰:哈哈,觉得自己白活了。开玩笑。但这个电影的确刺激到了我,我也是从这个之后开始改换造型的。这个就是需要问你自己“我是谁”,很老套对吧,但是的确是这个问题。当父母们说,“大家都应该是那样的”,你需要学习坦诚地对自己,我觉得这也原本应该是很基本的东西。坦诚接受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过程,我从小到大,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留长发的。

  星期日:头发是怎么剪到那么短的?
  林玮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追求时髦,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就是会去看时尚杂志,当时我也许会想,我可能希望打扮成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但是真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适合自己呢?前几年,我试过各种各样的发型。我后来还请一个学画画的同学帮我把脸型画下来,然后再往上面画各种不同的发型,就是想找到合适我的。的确画下来的脸型更客观,你会发现一些你以为很不错的造型,其实并不一定适合你。比如就发现我鬓角两边不太好留头发,发质比较毛,所以要剃掉。头顶的头发以前一直抹东西,我觉得也挺麻烦的,后来理发师想出一个办法,两侧的头发留一点,正好可以支撑头顶的头发,这样就不用抹东西了,也可以自然地长。

  星期日:现在当你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林玮丰:我对自己挺真诚的。我爸妈从小都会经常会给我讲一些励志的东西,那是他们喜欢的,一直以来,他们也希望我做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星期日:你的父母或者其他长辈会给你一些压力吗?
  林玮丰:当然,他们都会唠叨这个事情的。不管是领导还是爸妈,他们都会觉得,你应该处于他们的经验中。我一开始当然觉得挺烦的,但是我也慢慢发觉,他们其实也就是说过拉倒,就像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这样的,其实也就是随口说说的。一转身,他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了,不会24小时盯着你说这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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