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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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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4 13:51: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wmm 于 2015-11-20 10:11 编辑

地域风情
汉口路的玛丽

2015年04月12日   B08/B09 :上海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 筝

  汉口路的玛丽,大名沈国英,玛丽是她的微信昵称。
  其实很多人都认识汉口路的玛丽,不过没有和她说过话。
  探究这背后微妙的原因,害怕她不好打交道竟占了主要的因素。
  我呢,一直像男小囡一样

  对很多人来说,汉口路已经不是过去的那条汉口路了。新旺茶餐厅搬到了马路对面,之前的位置上新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楚楚园的位置上早不知道换了几波,现在是一家西式简餐店;苏州汤包馆的位置上也换了几个东家,现在又在重新装修。
  而这一家水中天米线店的玻璃大门已紧闭,门上贴了一张红纸:最后营业到1月30日。
  陈朵(化名)正好赶在水中天关门之前,是1月29日去那里吃午餐的,点了一份过桥米线,她不喜欢吃荤菜,要求把里面的肉片换成了笋。倒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来吃“告别的午餐”,陈朵之前就在附近上班,后来单位搬走了。这次来南京东路办事,就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味道。“老板娘坐在靠里面的那张桌子上,电脑里的视频在放一个‘大师’谈股票经,声音放得好大,我感觉就像坐在机场里听着成功学演讲一样。”
  “那你有没有去叫她稍微调轻一点音量?”
  “没有。”
  很多人都会把沈国英当做老板娘,她符合人们对于某一类上海老板娘的想像:利落、彪悍、看上去蛮凶,蛮来事(上海话,厉害)的。
  也有很多人像陈朵一样,不会去和沈国英搭讪、沟通,探究这背后微妙的原因,害怕她不好打交道竟占了主要的因素。“怕我做啥啦,我这个人老豪爽的,可能外表看上去蛮凶相呃,(实际上)我这个人老通情达理的,我不欺软,也不怕硬,你张牙舞爪,不得了的话我肯定要顶过侬,但我肯定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我老讲道理的。”沈国英坐在电脑前,弹了一下手中的烟灰。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穿着一套运动服,外面披着一件棉背心,和她交谈之后,多少就能感觉到她和面相不太一样的性格,她爱笑,说话也和气。“我跟交关(上海话,很多)老客人关系都老好的,有些白领,男的,看到我吃香烟,也会递烟过来。”
  下午两点多,午市过去,是米线店生意清淡的时候。不同的日子里,沈国英在这个时候做不同的事情。之前一次去,店里没有客人,沈国英正在厨房里炸猪排,她一只手插在运动裤的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筷子翻动油锅里的猪排,动作非常熟练。这一次去,正是1月30日,水中天米线店在汉口路最后一天营业的日子。店里客人不多,用不上沈国英招呼,她兀自在电脑前看股市行情。“应该讲我没输。”沈国英讲起股票经,“我老早炒过的。最早炒的辰光是九几年,我想上手不好瞎弄的,不好不懂游戏规则,我就去上课,学了K线均线,但看不懂形态。那个辰光,人家带我去大户室炒,我16万资金几乎全部输脱,只剩下几万。后来就不想做了,隔了嘎许多年数,是阿姐启发我,伊叫我胖妹的,伊讲胖妹,侬再去做股票。这趟进市,正是熊市,人家股票都穷跌了,我看准一只股票,觉得它的形态蛮好,冥冥之中就意识到我会看形态了。现在,就是在熊市里我也不会输钱,那次投进去10万,到现在资金上已经有70、80万了。”
  沈国英嘴里的“阿姐”是水中天米线店真正的老板娘,叫沈国珍。“阿姐是老大,我是老二,阿拉还有一个阿弟。我跟阿姐性格老不一样,伊温柔,谨慎,女人味道老浓的,从小读书老好。我呢,一直像男小囡一样,欢喜白相男小囡的物事,从小老调皮的,要闯祸。不过阿拉姆妈最欢喜我,因为我从小手脚快,在外头白相好回去就烧菜、做家务,老会做的,包括做针线生活都做得老好的,侬看不出吧。阿姐老有做生意头脑,不过伊炒股票不来事,有段辰光我恨不得跪下来求伊:侬手上的那些大盘股给我统统扔掉。阿拉两人感情一直老好,阿姐对我相当好。”
  桌上几个用篮子盖住的盘子,展示了沈国英所说的“会做”。一盆是小巧而嫩黄的蛋饺,一盆是走油蹄髈,她又从厨房里拿出一个汤碗,里面是腌制着的基围虾。“今朝最后一天,夜道我请大家吃顿饭,我自家烧几只菜,这是我自家做的蛋饺,清爽哇?还要弄只火锅唻。”

  一下子叫我进来看店,
  就像被关在笼子里

  “今朝的心情……不管哪能讲,十年做下来了,对这家店感情总归深的。”沈国英说话间,又点燃了一根烟。她的烟瘾挺大,手边放着一包利群,这是她的工作烟,出去白相,拿的是中华,发发人家,自家抽抽,一天一包要的。
  十年前,沈国珍盘下汉口路上的这个店面,开了一家米线店,请妹妹沈国英来店里收钱、管理。“我晓得阿姐是照顾我,帮衬我,但是我当时真的老不想做的,一开始我还和她吵架呢,讲我不想做,不习惯。本来在屋里多开心,想搓麻将就搓麻将,想白相就白相,来了多不自由啊。”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很多纺织厂、电子厂等基础工业企业通过“关、停、并、转、改”,产生了大批的“下岗工人”。沈国英就是其中的一位。1962年出生的她,在36、37岁的时候就面临了下岗,那时她在颇有名气的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工作。“阿姐叫我来这里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在外面荡了7年了,人已经老懒散的,老不想上班。”
  沈国英的样子比较难让人把她和生产线上女工的形象挂上钩,倒是她说的“荡”七年,比较符合她的形象。
  “侬晓得我为啥会吃香烟哇?”她抖了抖两指间夹着的香烟,“我阿婆(婆婆)吃香烟的,伊叫我:小沈,来吃一根。伊看我在家没事体做,怕我无聊,就叫隔壁邻居来陪我搓麻将。各么搓搓麻将,香烟吃法吃法,就有瘾头了。”
  和大部分和公婆同住的上海媳妇一样,沈国英就像一个不需要长大的女孩子,家里的事情不需要她操心,即使下岗了,她也没什么忧虑。“当时下岗的人老多的,我欢喜白相,就跟小姐妹们一道斗地主,搓麻将,反正她们有的也下岗了,有空,这老消磨辰光的。讲出来老好白相的,有时斗地主斗一晚上,斗好了就到大浪淘沙(洗浴中心,记者注)里去汏浴,睏到中午,饭吃好了,又去搓麻将了。有的时候到茶坊里去斗地主,那时消费老低的,15块钱一个人,瓜子、奶茶、茶叶茶随便侬吃,阿拉就斗一晚上,老有劲的。反正那时朋友老多,大家欢喜一道白相,一下子叫我进来看店,就像被关在笼子里,我老不习惯的。”
  “不过真正进来了,我对这爿店老认真的,就当自己的店来做。”有的时候,沈国英会说一些场面上的话,“阿拉开这爿店,是要传承上海人的传统小吃。”
  “可,这是米线啊,老早上海人吃哇?”记者表示质疑。
  “它属于一种特色小吃,云南的,在上海,各个地方的小吃都有的。还有,阿拉这里有炸猪排、春卷,这些属于上海传统小吃。下岗的时候我学过餐饮,本来准备自己开店的,包小笼什么的,我都会做,再加我本身欢喜烧烧弄弄,所以这里的事业对我来说不是很有难度。猪排的料、春卷芯子,都是我和店里另一个上海阿姨来把关,一直吃阿拉猪排的人,觉得阿拉老有特色的,老好吃的。不过再小的事体也要动脑筋去做,比如炸猪排,没卖光,要哪能保存,不让它受潮?还有春卷,要哪能配料,做到味道适中,卖相也好?”
  “不过你看到过吗,在大众点评上,也有不少人对你们店里的食物做差评呢?”
  “老正常的,各人口味百种。不过基本上,欢喜吃米线的,就欢喜到阿拉这里来,我可以很自信地说,阿拉老客户老多的。生意好,都靠老客户,没客户的话,早垮台了,因为这里没有居民区。”

  最苦的辰光要么是下岗?

  水中天米线店这样的位置,决定了它生意的规律性。“阿拉这个生意老特别的,中午老好老好,甚至可以插蜡烛的,等位子的人立在旁边,等着。早上我们8点开门,来吃早饭的人稀稀拉拉,有的人上班去,来吃份米线。到了晚上,又稀稀拉拉了,老冷清的。中午11点一刻到1点,是最忙的。有时里厢(厨房里)太忙了,我也要进去帮帮忙。所以阿拉中午还特地又请了两个钟点工来帮忙。”在店里做了十年,沈国英看到周围的变化是商务楼多出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多。“本来对面这幢楼是解放报社,后来变成商务楼,再加旁边又多了一幢楼……”
  这时店里来了一个女孩子,点了一份米线,要外卖。
  “今天怎么带上去吃?”沈国英问,看来这个女孩是熟客。
  “我门都没锁呢。”女孩子在旁边的弄堂里租了房子住,“哎呀,阿姨,你看呀,我最近发了好多痘。”
  “那就别吃荤的了。”沈国英对着厨房里喊,“给她换点蔬菜,多加点。”
  “阿姨,你们明天就不做了呀。”“是啊,以后你要吃就要到我们汇城店来吃了。”
  沈国英对熟客相当和颜悦色。这两天,看到面熟的老客人,她总会关照人家,“阿拉店开到30号”,怕别人之后来了吃“闭门羹”。“我对这家店感情蛮深,但是我发现自家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要到汇城的店里去帮忙(沈国珍最早在百色路的汇城新村那边开了一家米线店,汉口路是她所开的第二家店)。我相信,十年是个轮回,大概辰光到了,我要调样事体做。”
  现在的沈国英,早就习惯了管店的生活,用她的话来说,是收得住心了。姐姐怕她天天上班,太吃力,就安排了两个人买单,可以一天隔一天上班。不上班的日子她还是会和小姐妹在外面搓麻将、白相。“刚下岗的那会好像没啥要赚钞票的脑子,钞票够吃够用就可以了,反正家里也不需要我花销,我并不缺钞票用。一直到现在,我从来不计算钞票的,银行好像和我不搭界,这点老不好的。不过我这个人好像没啥老坎坷的时候,从小日子就不是老艰辛的,家里条件蛮好,最苦的辰光要么是下岗?”沈国英对此也有所怀疑:“不过也没啥难过的呀。”
  沈国英看着彪悍,男派,有那种看着像大姐大的架势,在微信上她给自己起的备注名是玛丽,所配的个人头像,她戴着墨镜,手指上两枚硕大的宝石戒指,像极了大佬。“阿姐对我老好的,我欢喜穿运动装,要牌子呃,都是阿姐给我买。我皮肤不是老好,涂一般性的东西,要过敏的,我要涂SKⅡ的,一整套的化妆品,阿姐都帮我去买来。我老感激阿姐的。我生活到现在,确实从来没愁过什么。老早和阿婆生活在一起,交关事体伊都帮我做掉,后来分家了,我才算是独立了,才会想要为家里存钞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体都要我做,现在早上儿子就连喝口水我都要帮她他准备好热水,早上我要烧杂粮粥给他吃,自己拌海带丝、芦笋。”
  拍照的这一天已是3月,沈国英匆匆地从浦东的家里赶来,身上穿的还是她所钟爱的运动服,脸上涂了一层粉,使她的脸显得比平时肤色白,手上戴了一枚很大的宝石戒指。水中天的门没能进去,钥匙她交给了隔壁弄堂里相熟的邻居,请他们来定时喂她养在店里的猫。那只白色的猫跳上跳下,好不活泼。“伊老会捉老鼠的,老鼠看到伊吓死脱了。阿拉儿子讲,伊捉老鼠就像孙悟空一样,我不舍得伊放出去,放出去了做野猫可惜哇啦?到辰光我把伊带到汇城的店里去。”自一月底汉口路上的店关张后,沈国英已出去玩了几次,一次是去安徽,一次是去香港澳门,接下去又要去广西。“几个小姐妹以为我停下来了,就一直叫我出去白相,其实我没有辰光。”
  不再像最初被叫来管理米线店有那种“被关到笼子里”的感觉,现在的沈国英还蛮投入在管理另一家店的工作中。“阿拉那家米线店就在植物园对面,四月份要有花展,生意肯定忙是忙得唻。我计划等6月份生意淡点的时候把店里重新装修一下。到时你们来吃米线呀。”

  从本周开始,星期日周刊将推出固定栏目“上海人”。
  这是一个新栏目,但是它的养分来自于我们的旧栏目,从“读照片”到“服务上海三十年”。
  “上海人”,顾名思义,这个栏目将会把版面交给每一个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他们就在你身边,弄堂口、小区里、办公室,当你看见熟人时候不要惊讶。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每个普通的人构成了我们这座不普通的城市,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
  好了,请他们出场吧。
发表于 2015-4-14 20:45:34 | 显示全部楼层
很有海派味道的图文!既然wmm兄将其贴在《地域风情》栏目中,让我也来跟两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画面:贵阳青岩古镇财神庙前抽烟的“玛丽”——有几分神似吧! DSCF0248.jpg


DSCF0249.jpg

 楼主| 发表于 2015-4-15 14:39: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仲羽 发表于 2015-4-14 20:45
很有海派味道的图文!既然wmm兄将其贴在《地域风情》栏目中,让我也来跟两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画面:贵阳 ...

外媒眼中的中国“钉子户”

2015.04.15 11:50



据路透社4月14日报道,在中国浩荡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时,不满补偿而不肯迁走的住户。中国媒体将这一群体称为“钉子户”。“钉子户”是中国发展的时代产物,而强拆也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图为上海的一个“钉子户”在自家阳台上晾衣服。


云南的一个“钉子户”,房主为防止强拆,甚至在屋子周围挖了一条“护城河”。


江苏的一处“钉子户”在阳台上打出国旗。他周围的住户都已经搬离。



湖北襄阳的一个“钉子户”,一座二层民房伫立在准备开挖的地基上。


一个女子从江苏南京的一个“钉子户”前走过。该建筑的墙上写着“坚决抵制野蛮拆迁”。


安徽合肥的一个“钉子户”正在放鞭炮庆祝春节。


安徽合肥的一处“钉子户”。房主在允许拆迁之前希望得到更多的补偿。


广州一处“钉子户”被拆除。房主在允许拆迁之前希望得到更多的补偿。
 楼主| 发表于 2015-4-15 20:19:12 | 显示全部楼层

安徽合肥的一处“钉子户”伫立在废墟上,这座房子的一部分已经被拆掉,墙体上悬挂的横幅写道:“强烈要求政府惩办凶手,扒我房屋,还我家园。


浙江的一处“钉子户”,一座楼房被拆得仅剩“一条”。住户们在同意拆迁之前通常会争取更多的赔偿。


深圳一座六层楼房伫立在准备施工的工地上。其中的一些住户仍然不愿搬离。


重庆的一处“钉子户”坚守在等待施工的土地上。住户在房顶写上了“SOS”的标语。


长沙市中心的一处“钉子户”,这座破旧的民房被高大的现代商厦所包围。



浙江的一处“钉子户”伫立在道路中间,因住户对补偿不满而迟迟不愿搬离,公路只能绕房而过。


广西南宁的一处“钉子户”坚守在新式小区中。

 楼主| 发表于 2015-4-27 14:25:24 | 显示全部楼层
弄堂里的大阿毛和阿毛姐
2015年04月19日   B02/B03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1965年,郑文与朱秀玉婚后赴杭州旅游留影。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郑文的小学毕业证书


 朱秀玉当小旗手的照片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郑文有个小名,叫做“阿毛”。弄堂里重名的人并不多,但巧合的是,就在郑文家楼上,隔着一层木楼板的前楼,还住着一个“阿毛”。“阿毛”是这家的大女儿,比郑文小两岁,大名叫朱秀玉。
  为了便于区分,弄堂里的阿婆、爷叔都叫郑文“大阿毛”,叫秀玉“阿毛姐”。

  这几十年里,不知搬过多少次家了。丢失的物件大大小小不计其数,但有两样小东西,76岁的郑文一直珍藏着:一支笛子和一把国光牌口琴,那是他学生时代所钟爱的乐器。“望着这两样陈旧又熟悉的物件,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六十多年前的老弄堂里。傍晚时分,我在自家门口轻快地吹着口琴,或是忘情地吹奏笛子和长萧。”
  那是广西南路、宁海东路附近一条并不知名的弄堂。随着上世纪末老房动迁,如今在地图上已难觅踪影,甚至连弄堂当年的门牌号都找不到了。但在客居异乡的二十多年里,想到故乡上海,郑文最想念的便是这条弄堂。1939年,他就出生在这里。
  那个时候,附近的云南南路上已经有不少小吃店了。宁海东路上的马路菜场也非常热闹,一个个小摊一直要摆到大世界。狭长的弄堂向内延伸,走到底拐个弯,继续往前,郑文家就在最里面的一幢房子里。旧时的弄堂房子住着“七十二家房客”,郑文一家住在底楼的前客堂和后客堂,一共十多个平方,而在亭子间、楼上的前楼跟后楼、乃至灶披间里,也都住着人家。
  放眼望去,弄堂里的二十多个门牌,哪幢房子走进去不是像这样住了五六户人家呢?因此,弄堂虽然不大,倒也住了上千口人。邻居里有摆小菜摊的,有小商人和小作坊主,有当警察的,做公司小职员的,唱戏的,也不乏干些鸡鸣狗盗营生的。“几乎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
  住在这里的邻舍尽管都不是很富裕,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很亲近,“像屋里厢人一样的”。今天这家吃馄饨,必定要给隔壁邻居送一碗;哪家爆了炒米花,也要你一碗、我一碗,家家人家分一分。
  “大家条件都不算很好,所以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郑文说,“弄堂里不管哪一家有点啥事体,马上就会有隔壁阿姨、好婆、阿娘过来帮忙。弄堂里是藏不了秘密的,哪一家的喜怒哀乐都逃不过左邻右舍的眼睛。哪家有生客上门,还没在弄堂里走多远,后背就已经被好奇的眼光刺得生疼了。在我近三十年的弄堂生活中,几乎参与了弄堂里发生的一切。”
  郑家祖籍浙江宁波镇海,父亲1922年就从乡下来上海打工了。父亲做过许多份工作,他在船厂、机器厂里做过工人,辗转几家猪行做过采购,也看过仓库、做过质检员。因为性格耿直,每份工作都做不长,常有失业的危险。后来郑文回忆起父亲不禁慨叹:“阿拉爷(我爸爸)人是相当好,但这一辈子过得蛮心酸的,经济上始终不富裕。他一直想,啥辰光钞票可以让我舒畅点用用就好了,这点始终没达到。”
  家里的经济无法单靠父亲,主要由大姐来分担,母亲也想尽办法贴补家用。“阿拉姆妈相当能干,弄堂里厢都晓得的,大家都叫她‘翠娣嫂’。”郑文说,“她绣花、缝纫样样来事(行),小辰光我还帮她一道摆过臭豆腐摊头。”
  郑文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头的两个姐姐比他大五六岁,两个弟弟要到他十岁以后才先后出生。所以在幼年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独子。在他的记忆里,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却备受家人的呵护。“小孩子哪里知道生活的艰辛?父母跟姐姐有时候还给我些零用钱。小时候真是过得无忧无虑!”
  老上海的弄堂与弄堂相连,四通八达。郑文小时候最喜欢在弄堂里蹿来蹿去,从家门口一口气可以蹿到大世界。“我常常在家吃了午饭,慢悠悠地逛到大世界门口等开门。那时小孩只要有大人带着,就不用再买门票。我专门跟在大人后头,大大咧咧地就走进去了。进门的地方有12面哈哈镜,能把人照得变长、变矮、变胖、变瘦,或是变得大头小身,宽嘴小眼。去那里照一下,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被照得开怀大笑,疯疯癫癫。”
  “通常在哈哈镜那儿嘻笑一阵后,我就急忙飞奔到绍兴戏(越剧)剧场抢前排位置。看完日场,如果肚子觉得饿,就到大世界里的小吃摊上随便吃点。在看戏的日夜两场之间,位于大世界中央的半露天场子里,有大型的游艺杂耍表演。到了傍晚,我再赶紧去抢申曲(沪剧)剧场的夜场座位。看完一般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要是余兴不减,我再直奔顶层露天电影放映场。那里一年四季几乎都在放映美国多集电影‘人猿泰山’。人猿泰山是森林之王,他能抓住树藤在丛林里荡来荡去。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专门收集了几乎所有关于‘人猿泰山’的片子。等电影看完,已将近深夜11点。到这时,我才心满意足地走回家。就这样,小时候我常常不花一分钱,就白相了一整天的大世界。”
  郑文有个小名,叫做“阿毛”。“宁波乡下给儿孙取名有个习俗,常以动物来命名。比如,阿狗、阿毛(猫)、小毛、毛毛等。俗话说,‘阿狗阿毛,生落会跑’,以求儿孙在成长过程中平安无事。”
  但巧合的是,就在郑文家楼上,隔着一层楼板的前楼,还住着一个“阿毛”。这家人家姓朱,也是宁波人。“阿毛”是家里的大女儿,比郑文小两岁,大名是“朱秀玉”。
  为了便于区分,弄堂里的阿婆、爷叔都叫郑文“大阿毛”,叫秀玉“阿毛姐”。“为啥叫‘阿毛姐’呢?”郑文解释说,“因为她相当能干,从小就会帮姆妈做家务,动作又快,待人又好。”
  早上姆妈小菜买好,还在念小学的秀玉一起床便帮着淘米、洗菜、拎水。整个弄堂里只有两个公用水龙头,其中一个就靠在郑文和秀玉家门口。一大早,大家都要用水,秀玉便也不跟人家抢,等到水龙头空下来的时候才赶紧过去。久而久之,大家反而体恤她人小懂事:“来来来,侬先来。等歇还要读书去唻!”
  在学校,有时弄堂里的小伙伴交不出功课,或是上课在底下讲话,老师要打手心的时候,秀玉总是“挺身相救”:“回去我来教他功课。”所以弄堂里的大人都格外喜欢她:“今朝阿拉儿子又被侬‘保’回来啦。”
  因为颇有大姐姐的风范,先是弄堂里的孩子叫秀玉“阿毛姐”。到后来,连老阿婆都这么称呼她了:“阿毛姐侬回来啦?”“阿毛姐侬放学啦?侬这趟又拿奖状啦?”
  学校里,“阿毛姐”是班长、大队长,同学们都听她的。而在弄堂里,她唯独和楼下的“大阿毛”哥哥最要好,就像亲兄妹一样。“她每天无论是上学放学,还是洗涤、买东西,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我家。所以从有记忆懂事起,我们俩就朝夕相处,又一起在玩耍中长大。”郑文说。
  下午放学或晚饭后,秀玉常带领一帮女同学去参加少年宫演出,比如表演女生小合唱,或是跳新疆舞。每到这个时候,她总不忘把郑文一块儿叫上。郑文用珍藏至今的口琴、笛子为她们伴奏,时间长了,连秀玉的女同学们对他也十分熟悉了。
  遇到什么事情,秀玉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郑文。她在市少年宫合唱队当领唱的时候,因为嗓音好,曾被推荐去报考中央戏曲学院音乐系。报考须人陪同,当时她不是家人带去的,而是由“大阿毛”哥哥陪同她前往的。
  有时,秀玉也会反过来帮帮郑文。“记得有段辰光我养蟋蟀入了迷,家里角角落落到处放满了蟋蟀盆。妈妈怕这会影响我读书学习,趁我不在时,把我的蟋蟀盆都丢了。秀玉看到后,知道我喜欢,连忙悄无声息地替我又拣了回来。”他回忆说。
  弄堂房子“螺蛳壳里做道场”,每一寸空间都会被充分利用。有的把一间房隔成前后两间,有的在每间房中间再重加一层楼板,形成“阁楼”。在郑文家的后客堂里,就有这样一个大约4平方米的阁楼,供郑文单独使用。“小小的阁楼成了我的书房、卧室甚至接待室。而我要接待的客人,无非就是秀玉。每当晚饭后,秀玉常以问功课的名义到我的阁楼来,两人一块学习,分享彼此间的喜怒哀乐。”
  郑文在附近的格致中学就读。他从小就喜欢看书,数学成绩也很好。秀玉有不懂的问题,他总是很热心地解答。“他跟其他人不多讲的,不跟人家小姑娘搭界的。所以我从小对他印象就老好的。”秀玉后来说。
  两人的父母因为是宁波同乡,又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特别好。秀玉的爸爸常用宁波话讲:“哎呦,大阿毛是书笃头(宁波话,书生气)啦!”弄堂里哪家的孩子没给爸妈训过两句、吃过几记“生活”(挨打)呢?“阿拉两家人家,小孩倒是从来没被爷娘打过。弄堂里都晓得的。”秀玉说。
  转眼间,弄堂里出了名懂事的“大阿毛”和“阿毛姐”长成了少男、少女。秀玉一家因为父亲在工厂里的出色表现,被优先分配到曹杨新村的新工房居住。1958年,郑文收到秀玉的来信,17岁的她响应号召,要到大西北支边去了。
  从那以后,两人只有靠书信往来了。郑文还记得,他曾给秀玉寄过一张大世界的明信片,那是他童年时最爱去的地方。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大世界——这是多么熟悉的名字啊!我们过去曾有多少次走过它的身旁。如今提起它,又会感到多么的亲切啊!大世界——故乡的标志之一,它将引起我俩无限的遐想和回忆……”
  在大西北学习、工作的那几年,秀玉愈发成长得落落大方。到了适合谈婚论嫁的年龄,她渐渐有了一些烦恼。
  身边的男青年纷纷偷偷给她递条子:“秀玉,我们出去看场电影好吗?”或者“我们谈谈好吗?”秀玉一看,就晓得“不对了”,只好郑重地回张条子,上面写着三个字:“不可能。”有些执着的男青年看到私下里行不通,又托人去做媒。这样一来,秀玉只好推说:“我有朋友(指男朋友)了。”
  有一个小学同学还千里迢迢去看她。“那个同学是火车司机,出差来看我。我想同学嘛,大家碰到也蛮开心的。但是聊聊觉得不对,人家看中我了。”秀玉回忆说。
  秀玉假期回上海探亲,弄堂里的儿时伙伴也流露出倾慕之意。只因素来知道秀玉和郑文最要好,没有捅穿。秀玉的心里啊,确实只装着郑文。“我呢,主要是看他人品好,平时话不多。他最多在弄堂里吹吹笛子、口琴,跟人家不啰嗦的。”她说。
  虽然比秀玉年长两岁,但彼时的郑文还懵懵懂懂的。“阿拉从小友情一直蛮深的,比较讲得来。但是我当时一门心思在读书上面,想要趁年轻多学习。”只是郑文参加工作后,身边的姑娘们也委婉地向他展开了“攻势”。
  单位里的女同事见他文质彬彬、颇有才华,喜欢跟他在一道,常常一口一个“郑师傅”,好像总有讲不完的话。有些小姑娘索性露出言话:“郑师傅,侬有啥事体尽管讲。侬随便讲啥言话,我不会生气的。”
  回想起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相处,郑文说:“有交关言话讲得老微妙的。我先开始不觉得,后来一点点感觉到了。人家提了好几次,这是叫我开口。”这样的暗示,即使是再迟钝的男青年到最后也“接翎子”(领会)了。“交关事体,男女之间,到了搿辰光(这个时候),一举一动,一看心里就晓得了。”
 楼主| 发表于 2015-4-27 14:49:59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4-27 14:25
弄堂里的大阿毛和阿毛姐
2015年04月19日   B02/B03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我开始惦念起秀玉来了
2015年04月19日   B04/B05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1962年,郑文与朱秀玉和那个年代的普通上海人一样,在国际饭店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郑文写于1964年12月14日的日记《回忆一下》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这边厢,工厂里的小姑娘频频暗示,那边厢,青梅竹马但远在大西北的秀玉烦恼得不得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郑文是如何选择的呢?许多年后,他翻出当年写的日记,细细读来,上面如实地记载了整个过程。

  ■1959年7月23日
  昨天收到了秀玉的来信,信中告诉我将于7月25日动身来沪度假。从来信中看出,她很生气,因为我迟迟有几个月未给她写信了!我向她道了歉,并谈了近来忧虑沉闷的心情和打算。附信还同时寄上了一个月前写好尚未发出的信。

  ■1959年8月3日
  秀玉来沪了,是7月25日到的。
  这次星期六从学校返家,终觉得有些心情不宁。刚进家门,一眼就见到了秀玉的胞弟,心里更觉忐忑不安,心想秀玉一定来我家了。啊,又该如何相见?第一句说什么?她收到我的信了吗?还生气吗?
  晚饭后估计她会来。果不出所料,我们相会了!幸福的相会,难得的重聚!心情十分激动、兴奋欲狂。我请她和她的同学吃了西瓜。
  第二天金福(注:儿时弄堂里的伙伴)心急如焚地在我家等了她很久,10时许怎么留也不行,他回去了。真是天不作美,秀玉尾随而来,相隔仅十分钟。
  午饭后,我就陪她外出游玩,到大光明看了场宽银幕电影,我们约好晚上再聚。因为她刚回沪,有很多事要处理,所以晚上很迟才来我家。我俩一同步行到外滩。在外滩黄浦公园里坐了很久。知心的话,就如同长江流水般地谈不完。时间过得飞快,瞬眼已晚上11时了,在公园百般催促下,我俩怏怏地离开了公园,我们多么想畅谈到天明啊!
  她坐了几天火车,还未好好休息,所以十分疲乏,真令人又怜又爱。我既想跟她再继续倾诉畅谈下去,又怕她身体坚持不了。但她却一再表示:“没什么,我们再走走吧”。
  我俩接着又漫步到外白渡桥上,一边倾吐衷肠,一边凝视着黄浦江水波上荡漾着的各色映影。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多久,两颗炽热的心越靠越近……我们多么希望能这样一直待下去,永不再分别。我怪她为何要离我这么遥远,她也感叹,只怪当时太单纯了!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答应去我家过夜,我们回到家已是晚上12时多了。母亲轻轻地说了几句,二姐、二姐夫都巳睡了。我实在为她担心,千万别使她难堪啊!当夜她和二姐同睡,我和二姐夫一起睡。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大家都一早起来了。大姐夫也来了,她和大姐夫打了招呼。
  早晨,我和秀玉又外出了,我们去了人民公园。在公园里时而谈些悄悄话; 时而痴痴地看人打太极拳,时而又久久望着小河中的流水。我俩的心情,就如同这潺潺的流水那般,荡漾着一股股的激情。随后又到云南南路小吃街,吃了豆浆和汤圆。接着再一起漫步走向南京路的公交站,因为那天我还得上班啊。
  在南京路路过一家照相店,她说“我们什么时候也一起去拍张照?”。我也觉得的确应合个影。相隔天涯海角、天南地北,真不知何时再能相会呢!
  公交站终于到了,我接过了她替我拎着的手提包,相互道声再会,我上了车。只见她还在下面深情地望着我,电车开动了,我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她走了,但头却不曾回望过。她是坚强的,我情不自禁地想着。
  临别时,我俩约定在曹杨新村再见。
  于是,我觉得男女友人之间,也可有真挚的友谊,难道只能有“恋爱”两个字吗?我就不信。这些鼠目寸光的可怜人!
  秀玉今天还得忙上一天,她要去探望小学同学和参加故校的班级活动,我真怕她疲劳过度啊。
  再见了,祝你一切都好!

  ■1961年1月30日
  1960年11月20日,秀玉就读的学校补假,她决定回沪度假。这期间,我俩几乎总在一起欢聚。在12月10日那天逛了外滩和老城隍庙,继而又到工人文化宫对面的大美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感到很不自然。分手时约好于下星期日(18日),去秀玉家会聚。不料于12日,秀玉接到长途电话,学校要求她在二天内返校。我于14日(星期三)赶到她家,送了她一本照相簿和一支原子笔。她于15日由北站乘火车返校,当时因工作无法脱身,未能赶去送行。隔天在途中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下面这篇日记中,郑文确认了自己对秀玉的感情,并决心走一条艰难的爱情与生活之路。

  ■1962年2月18日
  随着岁月的流淌和年岁日长,我在不知不觉中竟捕获了某些女友的芳心。多情的少女,向我抛出了绣球。我迎来了成长中的烦恼,迫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我的所爱选择上海,还是……
  面对我的终身大事,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选择近在身边的,看来这是一条平坦,很可能还是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路;而另一条是选择远在大西北的秀玉,无疑会是一条曲折的,也许是困难重重的路。但我还是决定选择后者。因为,前一条路,虽然眼前平坦,但往后一辈子的生活,那就得碰运气。是幸福愉快还是痛苦难受,心里没底。因为能找到的对象,肯定是彼此了解不够深的,然后,又不允许我再重新选择; 而后者,虽然目前障碍重重,但坚信往后的生活一定会幸福的。然而,要从这样一条崎岖曲折的小路中,闯出阳关大道,将会花上多久,是二年三年?还是五年十年?现在谁也说不上。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不管多久,这条路是一定会跑得通的!
  再回头看看上一辈人,在过去的长期生活中、他们总是争争吵吵,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们是旧社会包办婚姻。由于彼此不了解,夫妻不合、不能相互体贴,此后造成了无穷的痛苦。
  试问,我愿不愿意再跑这条痛苦的老路?眼前看起来第一条路是平坦、皆大欢喜的路。但是这很可能是暂时的,这平坦和欢喜中或许正孕育了长期的危机和痛苦。我还是决定选择了第二条眼前看来曲折不平的道路。这暂时或许还会引起家里的不和,但相信,归根到底终究是一时的,在不平坦中,未来定将收获丰硕的果实——一辈子的幸福生活。
  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生活将是最好的见证。

  ■1962年3月4日
  秀玉希望和我同去杭州游玩一次。对此,我会尽可能地满足她的要求。我要积蓄些钱;配置一台旅行收音机; 熟悉一下杭州的名胜古迹,并带上照相机和胶卷。
  她约在20日抵沪,我会去火车站接她。并打算再请两三天假陪她游玩。路线分别为两条。其一为豫园→黄浦公园→西郊公园和龙华等处;其二为曹杨新村→长风公园→闵行等处。要准备好就餐券、糕点票、糖果票和粮票等并陪她去看戏。

  ■1962年5月6日
  婚姻大事放眼量,幸福家庭来日长;自主权利宜珍惜,岂可草草配成双。
  路遥识马力,日久见人心。

  ■1962年5月7日
  诗人斯捷潘·什巴乔夫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善于珍惜爱情,
  天长日久,要加倍珍惜。
  爱情不是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叹息,也不是月光下散步。
  一切都是可能的: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
  因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啊!
  爱情像一支美好的歌,
  然而且这支歌不是容易能编好的。
  应该不忘记恩格斯这句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一个人的心灵愈丰富,爱情留在他身上的痕迹就越鲜明、越清楚。

  ■1962年10月23日
  晚上上好课后,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我开始惦念起秀玉来了,已好多天不见她来信了。左思右想,我觉得她有着好多优点,特别是和周围的同龄人一比较,就更明显了。我从床上起身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为何多日未来信,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1962年12月2日
  星期五收到秀玉来信,信中叙述了她近来的生活状况,特别提起她的苦闷。既有很多的好心人,在替她做月下老人;又有不少的年青人在追求地。她要我大力帮助,如何摆脱这烦恼。一句话:我俩的关系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妈妈又谈了许久。关于我俩的事,看来她是同意的。妈说:“假如你们二人都彼此喜欢,要定就定下来吧。就是路太远了,别的也没啥,人是实惠的。”
  的确,就是关键是一个“远”字,但相信这并非是一个决定因素,而是一个次要的、暂时的、可变化的因素,当然也是美中不足的。主意逐渐打定了,我打算就这样定下来吧。

  ■1962年12月22日
  昨夜匆匆给秀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贺年片及若干歌片。信内容的中心是,我们各自对“远”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再多考虑一下。晚上去科学会堂上课也迟到了,心收不回来,真是一团烦恼。
  其中的一张贺年卡。背后这样写道:
  秀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郑文写于1962.12.21

  1963年春天,郑文和秀玉把婚事“敲定”了。两人预估了一下结婚费用,接下来花了两年时间,一点点把钱积攒起来。在他们看来,用自己存款办婚事,不让父母掏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963年3月22日
  秀玉于16日来沪,我请了假,去北火车站接了她。3月22日我和秀玉同去看家具。估算一下床上用品、衣服加上酒席以及糖果等,结婚费用至少要五六百元。我俩每月积蓄30元,存两年也就足够了。结婚日期初定在1965年的五一劳动节。
  自从秀玉16日来沪后,几乎天天陪她外出游玩。除了逛马路,还去了长风公园、人民大道、外滩、南京路、曹杨新村。我俩的话似乎永远说不完,前夜和昨夜,回家都已是凌晨1时了。
  秀玉在跟同学开玩笑时说,待年老时,还要写一部“爱情记”呢!我俩在真如车站一直不愿离别,直到最后一班车——晚上11时50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1963年3月24日
  晚上,我为厂里的女声小合唱伴奏,去沪东文化宫参加演出。秀玉和她的同学也一块去了。在现场大家都要我介绍她,当晚闹得很窘相。不过,这样一来,大冢知道了也好,可以免去不少麻烦。”

  ■1963年4月3日
  星期日上午,我和秀玉先去了豫园。我和秀玉在家里吃好中饭后,又就去了人民公园和外滩,并照了相。下午5时,去了二姐家。二姐烧了很多菜,也很可口,我俩愉快地吃上了一顿晚饭。

  ■1963年4月10日
  1963年4月9日秀玉要返回西宁了,20余天的假期转眼飞逝了。
  昨天我请了一天假,陪她在家里。除了买些零食外,还买了本小册子。匆匆写了几句,送她留念。在小册子的卷首,我写道:“分手之际,千言万语。涂上几句,给你留念。”
  晚上,她爸妈和弟妹也一起去送她。8时正,火车启动了。我们挥手告别,她目不转睛地,一直看着我渐渐远去……
  这一次突击式的接待就此告一段落了。
  郑文1963.4.10晨记于厂食堂
  ■1963年5月21日
  秀玉来了一封信,建议明年末、后年初结婚,并要我到青海去接她。她说,这是她的同学出的主意。并说,这样可节省些费用。
  我去信说,近来温课迎考,很少有空闲。别的想得很少。这样既减轻了思想包袱,又能获得宝贵的知识,这又何乐而不为呢。“你告诉我,你和同学三人合开了个小灶,我是赞同的。而且相信你,今后定会是一个称职的主妇。”

  ■1964年4月24日
  秀玉于4月11日回沪了,那天我调休去火车站接她。她很疲乏,原来在上车回沪前,她是没日没夜地接连上日夜班,以便能回来后在沪多待几天,而在火车上又不能好好休息。但她见到我后,显得很兴奋,当天下午我们就去长风公园玩了。我要她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再打电话给我。然后再好好想一想,要与我说些什么,想如何玩。

  ■1965年3月29日
  柳条儿绿了,花朵儿开了,野外是一片翠绿。风物宜人,由不得使人感到春意盎然,莫辜负这一片春光!
  昨天收到了秀玉来信,信中主要谈及了我俩面临的大事。从信中可知,她一直很想念我,甚至感到十分寂寞。我去信告诉她,虽然分隔两地,但我俩是心心相印的。不怕开头苦,但求结果甜。即使目前远隔千里造成些痛苦,也是心甘情愿的。既然我俩选择了这条路,那就要准备一直走下去。相信未来会是幸福的。更何况事物是一分为二的,现在正值青春时期,精力旺盛。就应趁机多看看书、埋头学习、发奋工作岂不也好。此外,在经济上要自力更生,而且认为只要我们用心安排,一定也不会比别人差的。”

  ■1965年7月20日
  摘自秀玉来信,结婚需要:
  毛料裤子:料作,精纺毛华达呢,约30元:颜色,春秋二季,灰色;尺寸,料长2.9尺,腰围22寸,裤腿6.5寸。
  两用衫(卡其):颜色灰色;尺寸,身长1.8尺,身宽3尺,肩宽4.3寸,袖长1.5尺,领子1.25尺,袖口周长9.0寸;式样一般,只要实惠大方就行了。
  结婚费用:家里办二桌酒菜50元;糖果散装一斤1.5元(90粒)、袋装一袋48粒(0.14元),各若干,合计30元; 杭州结婚旅行50元; 秀玉衣服、花呢全毛西裤,合计50元;日常用品,桌布3元,一对热水瓶15元,面盆、茶具10元,痰盂3元,二只花瓶6元,毛巾2条共3元,窗帘3元,合计43元;床上用品,两条被头,一条已有,另一条15元,两对枕头20元,两套垫被20元,合计55元;点心:猪油汤圆20元。
  一共约需400元。
  科室:4斤糖6元,计90粒/斤,共360粒; 袋糖0.14元/袋,70袋9.8元。家里2斤糖3元,2斤瓜子3元,还有五香豆等。共计25元。

  ■1965年10月21日
  去杭州旅游:1、多带几套外衣,用以拍照:2、照相机、自拍机、三卷以上胶卷、三脚架和镜头刷;3、西湖全景图及全国旅行图;4、望远镜、口琴和歌集;零食、毛巾及漱洗用具。

  1965年10月,郑文和朱秀玉领了结婚证书,郑文的大姐把自家二楼亭子间借给他们作新房。当晚在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弄堂里摆了几桌喜酒庆贺。
 楼主| 发表于 2015-4-28 13:29:43 | 显示全部楼层
wmm 发表于 2015-4-27 14:49
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我开始惦念起秀玉来了
2015年04月19日   B04/B05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

阿拉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我对老弄堂一样,浓得来不得了
2015年04月19日   B06/B07 :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1965年,郑文和朱秀玉杭州新婚旅行留影。/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郑文给秀玉写信时精心挑选、附上的歌片


1962年,两人在人民大道的合影。



  1987年,两人在北京旅行时合影。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这些天应女儿的要求写回忆录,触动了旧情,郑文看看身边的秀玉,动情地说:“嗳,阿拉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我对弄堂一样,浓得来不得了。阿拉从小就一直在一道。这一路上走来不容易,的确不容易。”

  1965年10月,郑文和秀玉领了结婚证书,在弄堂里摆了两桌喜酒,欢欢喜喜把人生大事给办了。转眼间,整整半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如今,两人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老两口现在的生活平静而安逸。
  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秀玉在忙。“屋里厢都是靠她,家务都是她来弄。她对我是相当好的。”郑文毫不吝啬对妻子的赞美。
  秀玉也深知丈夫对她的体恤:“阿拉两个出去,篮头、袋袋,都是他拎,不会让我拎的,已经习惯了。我到对面去买小菜,推部车子(指手推车)回来。电梯上来,他一听到声音,马上就到门口,帮我把车子从电梯里拎出来了。”
  每次秀玉去大卖场买东西,郑文都要关照:“有事体打电话给我噢!”“他平常手机不大用的。我一出去,他就把手机先早早开好了。”秀玉说,“这里大卖场有车子接送的,一个钟头一班。看看辰光已经过脱了,哪能还不回来啦?他要打电话来了。”
  “拎不动,侬打电话。不要不打。”郑文总是这么叮嘱。“晓得了,晓得了。”秀玉总是这么回答。“我想,何必要他跑一趟呢?我不打呃!就是拎不动,自己也要慢腾腾地拎回来。”她说。
  小区里有跳广场舞。“阿拉阿妹都在外头跳,问我:阿姐,侬哪能不去啦?晓得我小辰光欢喜唱歌、跳舞。我讲:我现在不欢喜。”秀玉说。实际上她心里想的是:“我出去跳,他(指郑文)就一个人在屋里唻。不好让他孤单,所以我不参加。要锻炼,就在屋里厢跳跳操。”
  秀玉说:“阿拉几个子女是老孝顺的,但是忙来兮的。所以阿拉两个相互照顾,老要紧的。”郑文说:“阿拉两个人,反正她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她。亲眷朋友也晓得,聚会辰光两只位子始终帮阿拉摆在一道。”
  平常老两口早晨6点就起床了。等吃完早饭,秀玉忙着收拾房间、出门买小菜的时候,郑文便进书房读书、看报。不过最近,他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至于他在忙活些什么,那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去年10月,在美国工作的小女儿回来探亲。返美那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为她践行。餐桌上,女儿提出,希望爸爸能写一本回忆录,好让小辈看看,他们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
  “女儿讲:阿拉这一代,只晓得爸爸妈妈感情一直老好,但是详细情况一点不晓得。到了阿拉小孩这一代,生活在国外,更加不了解了。要是爸爸能够写下来,至少让阿拉后代晓得根在啥地方。”郑文说。
  一开始,郑文觉得为难,“一点不想写”。没想到女儿回美国后,又打电话来重提这个要求。秀玉也在旁边“吹风”:“侬尽量写写嘛,可以写得出的。”
  郑文反复考虑:“阿拉这个小女儿,对我们非常好。从来不提要求,有啥事体总归先考虑阿拉。难得提出这一次,假如我再拒绝,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既然女儿提出来了,秀玉也一直鼓励,郑文决定动笔了。近来埋头在电脑前,就是在字斟句酌地撰写这份回忆录。好在青少年时期的几本日记还保留在身边,他一边翻看自己几十年前写下的文字,一边回想。只见1963年3月22日,当时只有24岁的自己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自从秀玉16日来沪后,几乎天天陪她外出游玩。除了逛马路,还去了长风公园、人民大道、外滩、南京路、曹杨新村。我俩之间的话儿似乎永远说不完。前夜和昨夜,回家都已是凌晨1时了。秀玉在跟同学开玩笑时说,待年老时,要写一‘爱情记’呢!”原来年轻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打算,“辰光长了,有些事体我自己都要忘记脱了”。
  看老伴每天把心思扑在写回忆录上,秀玉也不打扰,只是默默地把家务都打理好。这些天,初稿基本上完成了,郑文邀她来看,她才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读下来。
  “他上头写,帮我买过一只上海牌手表。我讲:我哪能没这个印象的啦?侬帮我买过啊?他讲:我日记上写了,赖不脱呃。”老两口开起了玩笑。
  看到老伴写两人的恋爱史,秀玉说:“侬现在一写,相当于阿拉两个人又开始谈恋爱了啰?”老伴当年的日记,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说:“最欢喜看讲阿拉年轻辰光那些(章节)。”郑文也说:“味道最好的辰光,就是阿拉谈婚论嫁的辰光。当时想来想去,我宁可选远点的,还是秀玉好。”
  只是当年他们并不曾想到,日后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这条路竟走得如此艰难。
  婚后,他们按照国家规定,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为期30天。郑文还记得,1967年那年,夫妻俩商量好,由他赴大西北探亲。考虑到上海人吃惯了大米饭,秀玉在那边吃面食,米饭极少能吃到,所以尽管途中还要转车,他还是决心要尽可能地给妻子多带些大米。“我用扁担挑了百来斤大米去上海北火车站,没想到进站时竟然把扁担也挑断了。只好匆忙间又想办法换了一根。”
  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沿途乱哄哄的。中途转车时,郑文正好碰上了两派发生武斗,每个人手持木棒等器械,在火车站蹿来蹿去。“我手里拿着行李,肩上挑着沉重的米担,心惊肉跳地东躲西藏,总算是虚惊一场。好不容易到达终点,一下火车就看到秀玉已在空旷的站台上等候了,这才放下了心。”
  每年就这样相聚一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但要想夫妻团圆,又谈何容易。“早在婚前谈婚论嫁时,我们就已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切身的体会还没那么深。”郑文说,“上海这个特大城市一直是能出不能进的。想到当年秀玉是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报名支边,才将户口迁出上海的。如今夫妻分隔两地困难重重,却无人理睬,心里真不是滋味。”
  正当夫妻俩彷徨无计的时候,刚好遇上了一波重大经济建设运动。当时,中央针对国际环境,做出了“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决策。所谓“三线”,是从地理上划分的。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是二线,西部纵深地带是三线。国家从各个大企业抽调了一些精兵强将,着手建设三线企业。
  因为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郑文所在的单位,也在内迁贵州、组建对口工厂之列。他把这看作是一次好机会:“我心想,这是出自党中央的决策,来头大,牌子硬,遇事都是一路开绿灯。如果我支内,秀玉作为家属,调动工作的事情肯定就迎刃而解了。”
  当时贵州号称“天无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所以,厂里在支内动员时困难重重。郑文作为技术骨干,主动提出支内,“支内办”自然是求之不得。厂里虽然舍不得,也只能放行。
  秀玉调动工作的事情确实迎刃而解了,但在奔向贵州以期夫妻团圆的同时,郑文的生活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此不再是只顾埋头学习的书生了”。
  初到贵州,工厂仍在筹建阶段,运送设备的车皮陆续不断到达。由于人手少,像郑文这样的技术人员也要和其他同事一起,没日没夜地来往火车站,人拉肩扛、手传手地充当小工。
  生活上食品奇缺,粮、油、肉定量很低,一日三餐很少能见到一个荤菜。“有一次为了填饱肚子,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花了两元多钱,托人到遵义买了一颗大白菜回家,想充当口粮。”郑文在回忆录里写道,“不想大白菜一烧水汪汪的,吃下去肚子仍旧空荡荡的,于是反又惋惜起买菜花去的那些钱。记得为了这件事,秀玉还跟我发生了小小的口角。”
  面对日常的柴米油盐,夫妻间难免有些小口角。不过秀玉说,类似“我是为了侬才调过来的”这样埋怨的话,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过。“心里晓得,这种话不好说的。”
  随着儿女们一个个呱呱坠地,郑文这个做爸爸的开始想法设法改善家里的伙食。“那时,职工们陆陆续续在屋前房后开荒种地。我也豪不示弱,开垦了一小块菜园地。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不时地除草、浇水、施肥,辛勤务农。看着蔬菜一天天长大,心想这样一来,买菜钱就省下来了,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正当准备隔天要收割时,第二天早上只见菜地已是光秃秃一片狼藉,原来被人抢先偷割了。这事让人气恼了好几天,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不花钱能吃到荤腥,郑文也想了很多办法。“为了吃到天上飞的鸟,我买了支汽枪到农家周围打猎,不时可打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飞禽。又买小鸡来养,经过训练调养,长大的鸡白天外出寻食,傍晚又能上楼梯,自行进入四楼的鸡窝。日里工作之余,到水田里摸田螺和河蚌;深夜去田沟河边钳捉黄鳝; 又学了钓鱼,休息天就跑到深山荒野的小河边去。”
  “有时,干脆直接‘拷浜’。所谓‘拷浜’,就是把一段小沟、小浜用泥做堤堵死,把里面的水向外舀干,使得沟浜里的鱼曝露无遗,再一网打尽。记得有一次去深山忙活了大半天,收获极微。晚上因疲劳过度,骑自行车中班下班回家路上,竟然狠狠地摔了一跤,至今脸上还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疤痕。”
  昔日大城市里的书生,为了能让家里吃得稍好一些,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现在回想起来,郑文还不禁摇摇头:“年轻辰光我卖相多好啦?到贵州以后,拍过一张照片,完全不一样了。头发就像山区的村野匹夫一样。哎,侬看看我照片就晓得了。”
  当初为了家庭团圆,夫妻俩调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但是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转眼人到中老年,郑文愈发想念故乡:“上海的味道,也不晓得是啥味道。讲不出、道不明……就是想上海。”况且,儿女们也长大了。“我们在外头待了几十年,考虑到小孩,最好让伊拉也能回到上海来。”
  回家的路并不平坦。郑文说,那时要调回上海市区,几乎绝无可能。要调回郊县,尚有少许希望。这个时候,小家庭的命运又和时代的浪潮联系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郊县大力发展工业,但又面临人才紧缺的壁垒。所以急需引进科技人才。郑文在内弟的引荐下,到上海郊县的一个农场毛遂自荐。经过一番试用,1990年,他终于作为科技引进人才调回上海,举家回到了故乡。“走的辰光,贵州的厂领导对我讲,侬到农场去做啥啦?阿拉是中央大部的重点单位。如果侬到那里不如意,可以随时返回原单位,阿拉欢迎侬回来。”郑文回忆说,“但是阿拉就是想回上海。即使是农场,也是上海呀。”
  就像初到贵州一样,年过半百的郑文夫妇回到上海,一切又重新开始。刚开始生活非常简单,家里除了两张小矮凳子外,唯一的家具就是从十六铺买来的一张活动小折叠桌。夏天,他们露天搭起那张小桌,摆上刚刚烧好的清蒸小鱼蟹和一小碟酱油,一边尝鲜,一边挥扇驱赶不时飞近的苍蝇。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秀玉说:“条件是艰苦点,但是终于回到上海来了。那只折叠桌现在还在,想留作纪念,舍不得掼脱。”
  退休后,夫妇俩回到了市区。回想起一家人这些年来的辗转折腾,郑文有些激动:“回是回来了,但是想起这过程总是……当初迁只户口几分钟,没想到回来噶困难。(家庭团聚)这条路兜了几十年,真辛苦。”秀玉在一旁劝慰:“好了好了。侬今朝是言话讲得最多、最激动的辰光。跟小孩也从来没噶许多言话,侬本来是话不多的呀。”
  儿女们孝顺,常带老两口到处旅游。小女儿曾接他们去美国小住。“讲好住6个月,只住了3个多月,阿拉讲:阿拉好回去了(口+伐)?待在那里有点寞寂。”秀玉说,“美国人素质蛮好,门口经过、迎面走过来,都会打个招呼。阿拉也招招手:‘Morning!’ 但是其他言话讲不来。”让老两口得意的是,外孙女的上海话倒是讲得顶呱呱,比生在上海的小囡讲得还好。女儿女婿在家里坚持跟孩子讲上海话,就像他们在贵州时乡音难改一样。
  在美国的时候,老两口又种上菜了。“花园里种了块自留地。黄瓜一只只都长得老大,南瓜也长得好,吃都吃不掉。”秀玉笑着说,“有次女儿请了四十多个朋友来聚餐。跟伊拉介绍,这是阿拉爸爸妈妈种的。阿拉都用淘米水浇,不打农药的。等到阿拉回来两个月,女儿打电话来:妈妈,蔬菜都没了。——他们种不来呀!”
  今年是夫妇俩“金婚”,子女们又在筹备年底带他们去国外旅游了。但跑来跑去,老两口还是最喜欢待在上海。“上海的味道最好。”郑文说,“奔波了大半辈子,阿拉还是最欢喜待在上海家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均为化名)
 楼主| 发表于 2015-4-29 10:22:06 | 显示全部楼层
想找朋友的老马
2015年04月19日   B08/B09 :上海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马景源的这部怪车上挂满了各种包包,每个包包里头都装着各种奇奇怪怪的装备。


车把上反光镜,车头的收音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马景源从其他人的遗弃物品中翻出来重新利用的。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
  这是一辆奇怪的自行车,颜色以红、黄为主,很抢眼,细看漆面却还是透着浓浓的“山寨”痕迹,车上挂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物品,这辆自行车搭载了七个大小不一且款式材质各异的包,里面装着的各式随身装备可以去任何地方。
  这辆车的主人叫马景源(化名),不用电话不用手机不上网,他经常骑车去外地骑上个几天几夜,也喜欢在市区随便转转,但只要出门,该带的装备都要带上,即使只花一个小时在家附近的马路骑一圈,车上有几样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放得很响的收音机、两副风格不同的墨镜、迷你小枕头和大布垫,还有横着绑在车架上的超大保温水瓶。
  老马在马路上骑车惹人注目,可他的困惑和苦恼也不少,“最好是有人一道出去白相,但是没呀”,为了找个说说话的人,他还碰到过不少怪事。
  我没有电话也不用手机

  老马是在马路边上被我们“抓到”的。
  那是三月末一个阳光明媚的礼拜二上午,风很大。当老马顶着风骑在南车站路上时,自行车上的一个小零件忽然掉下来,他停下来把车子倚在人行道的栏杆边,转身到几米开外的地方蹲下来捡零件。那辆车倚在栏杆旁特别扎眼,老远就能看见,车架和车轮钢圈是鲜艳的红色与黄色,但再细看,会发现这些都不是车子本来的颜色,而是用油漆涂上去的,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处,新颜色张牙舞爪地覆盖在上面。
  当老马重新回到自行车旁准备继续往前骑时,记者挥挥手拦住了他,“准备骑去哪里?”
  “就前面不远,黄浦江边有片绿地不错,这种天气蛮风凉的。”面对记者陌生而唐突的搭讪,他自然地回答,没有一丝疑惑与别扭。
  “那我去借一辆车,跟着你一起骑一段路,行吗?”记者问。
  “可以啊,我等等你。”老马点点头。
  四十多分钟以后,记者才曲折地借到一辆自行车,不过老马一点都不着急,把车停在路边笃悠悠地等,不时弯下腰去调试自行车的零件。
  借到车后,记者便跟着老马往滨江的方向骑去。“这条路线我踏过的次数太多了,很熟悉的。”他主动开口,在骑行的路上,时而介绍沿路的建筑或单位,时而讲讲自己的自行车还有骑行的经历。他不得不很大声说话,因为车筐上绑着的那个收音机声音更大,好像是一档音乐节目,放着一首《当时的月亮》,歌声顺着风飘得很远。
  这趟短途骑行的目的地是徐汇滨江。
  到了江边,风更大了。老马找了一个空旷的休闲平台停下车,又选了一张可以看到江景的长石凳,从包里取出布垫子铺在上面,然后摘下骑行头盔,招呼记者坐下休息。在宽敞安静的休闲平台上,这辆被过度装扮的车格外扎眼。
  老马今年虚岁六十八了,他个子不算高,看上去很结实,光亮的头顶两侧依稀有一层薄薄的白发,皮肤晒得有些黑,看人时眼睛微微眯起,下巴不经意往上抬,与身体形成一个角度。
  老马很爱讲话,刚坐下,他就把右腿翘在左腿的膝盖上,又把左手搁在右腿膝盖上,侧着身子,手腕上露出黄粉蓝相间颜色鲜艳的手表,主动介绍起这辆集炫酷和“山寨”于一身的车。
  自行车,是他花了60元从二手车行买来的,本来靠放弄堂的过道上,紧贴着隔壁邻居家的外墙,偏不巧邻居家电线失火,车子被烧得面目全非。于是老马找来了红色和黄色的油漆给车架和钢圈重新涂上颜色,后来这两种颜色就构成了整辆车的主色调,装备、绑带以及老马的衣服鞋子,多是红黄橙这类亮色。
  车筐的最前头,绑着一个收音机,是他用两个捡来的收音机拼装的,一个好用但外壳坏了,一个不好用但外壳是好的,两个一拼,刚刚好。为了防止骑车路上太颠簸而将收音机震坏,老马又捡来两个旧手机壳拴在车筐上,作为车筐和收音机之间的缓冲。不用手机的老马显然不晓得,这玩意被生产出来的“正当用途”是套在手机外面,其中一个有着可爱兔耳朵的粉色手机壳竖在车子最前头,加上一根捡来的红色橡皮头绳箍着手机壳与收音机,感觉就是“老马牌”自行车的车标。
  坐垫也很特别,看上去又大又厚实,是助动车垫子改造的,上面用路边旧沙发上的包布一包,“路上碰到年纪大的骑车人,都讲,哎呦,屁股踏得痛是痛得唻,我这个就不会,从上海踏到南京,屁股都不疼。用一般性的海绵也不来事的,踏的辰光长了,瘪得像纸头。”老马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用手拨弄自行车上各种零件和包。他很宝贝自己的车,休息的时候也不闲着,一会立起来对着车左看看右看看,一会又走远一点拉开距离打量,或者走上前弯下腰调试刹车或变速器。
  车上所有空间都被利用起来了——从前往后数,统共绑着七个包,车筐里系着的深灰色扎口布包是他自己做的,用来装草纸、修车工具。被油漆涂成亮黄色的三角车架横杆上绑了三个包,其中分挂在横杆的两侧的,是用一个捡来的帆布包改造的,老马自己用缝纫机把它重新缝制成两个,分别用来放保温瓶和枕头布垫,“保温瓶挺好用的,上趟我去太仓,出发前,电炉子里水烧好,把麦片冲在保温瓶里,带过去当午饭。中午打开伊,麦片糊在里厢,涨开来,像在吃牛奶,味道蛮好,热来兮的。”小枕头和布垫子是派大用场的。比如这会就可以用来当坐垫,有时他还欢喜在布垫上放只枕头躺一会。横杆上的第三个包是一个捡来的棕色女士包,比ipad略大一点,整个包专门用来装两副风格各异的墨镜,一副派头十足,一副深沉含蓄。
  车坐垫下方绑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永远塞着一块雨衣。后轮上方的铁架两侧还有两个大红色布包,出远门时用来装换洗衣服、自制睡袋以及改良过的帐篷。
  “我想看看你自己设计改良的帐篷,行吗?”记者问。
  “下次我把帐篷带出来吧,我没电话也不用手机,就约在复兴公园好唻,马克思恩格斯像那边。”老马说完便带上头盔,准备起身离开的同时,把车筐上的收音机重新打开,音量调得很大。

  想想人是老奇怪的

  和老马约好见面的时间是一个周末的上午九点,记者迟到了二十分钟,在马克斯恩格斯雕像前面的空地转了好几圈,都没有看到老马的身影,直到转到雕像后头,才发现老马正坐在角落的台阶上收拾东西,地上放着几个黑色、红色的大包。“你怎么迟到了?我还当你不来了,都准备收拾东西走了。”这天老马穿一件红色的外套,头戴一顶亮红色帽子,见到记者便讲,“刚才我在前面的空地上等,帐篷都放出来了,等了交关辰光,心里还想这次肯定遇到骗子,信错人了。”
  “很抱歉迟到了。”记者连连打招呼,随即便夸赞他身上的红色衣服,“这身红色的衣服挺精神的。”
  听到记者的称赞,老马的神态比刚才放松多了,“这是超市工作服,大概小年轻掼脱的,我看着颜色好,就拿来改改,放大一点,年纪大了,穿着效果蛮好的,穿穿白相相呀。我欢喜踏车的辰光东看看西看看,看到路边有好用的物事被人家掼脱,就觉得很可惜,拾了交关,都堆在屋里,要么送送人。”
  “想想人是老奇怪的,我现在还欢喜穿旧衣服唻,觉得旧衣服穿着随便,新衣服倒舍不得穿了,箱子里压着的都是新衣服。”
  周末上午的复兴公园格外热闹,形形色色的户外活动在每一个角落热烈地开展着,就连雕像后头的这片小空地上,也聚满了带孩子的老人们、抓着一大串彩色泡泡准备发广告单的小年轻们,老马决定,就在这片小空地上把帐篷搭起来展示一下。
  “上趟我踏到江边的苗江路,看到路边有一块老大老大的布,军绿色的,走近一看是人家丢弃的帐篷,但没有撑杆,我捡回去后,自己想办法拼出了两大、两小四根撑杆。”老马一边拼接自制的帐篷撑杆,一边介绍这顶“老马牌”帐篷。见到他自己“研发”的撑杆,你会错以为他是要参加野外生存挑战赛,阳伞的伞骨、衣柜里的撑杆、大晾衣架、医生用的听筒……在这四根自制的撑杆里全用上了。
  这顶改良版的帐篷搭起来比普通帐篷更费时间,比如一根杆子和另一根的接口必须慢慢地塞在一起,他对每个细节都很注意,力求把帐篷搭出最好的效果。大半个小时后,帐篷终于基本成型,其间已有好几拨人站在一旁观摩过了。但老马看上去并不在乎围观者浓烈的好奇心,只是微微皱着眉头,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搭好帐篷上。
  站着帐篷前反复打量后,老马觉得还不够,他又把一块巨大的黑白格子地垫、折叠起来呈手拎包状的小被子通通丢进帐篷并铺好,最顶上还系起自己缝制的遮光红布,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两块车用遮阳垫也放在了帐篷底下。
  “好了!”老马双手啪啪一拍,然后大声地招呼记者进帐篷体验一下,“你进去试试看,感觉哪能?”
  “过几天去合肥,帐篷就要派用场了,这趟搭一搭么先试试手势。”老马强调,费了半天劲在公园里搭个帐篷,也不光是因为记者要求看才做的。
  老马曾在合肥工作过,这趟骑行计划去望望老同事。他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不上网,更别提电子邮箱,“不要联系唻,去了就寻得着人了。我在合肥、南京、贵州都有交关老同事。三年前我踏去南京,到那里看望老同事,路上睏在打谷场里,到南京就住一个老同事屋里,交关年数没见,有三、四十年了,一看,他人老了交关,背也驼了,当年伊女儿才六、七岁,现在女儿自己的小孩都很高了。见面的辰光伊女儿看到我都要哭了,有感情唻,迭个辰光老是带伊白相。老早南京还有个跟我很要好的医生,是苏州人,这趟本想去望望他,人都过世了。”
  片刻的展示结束后,他开始收帐篷,然后将撑杆拆下来装进一个大提琴包改造的长筒形包里。离开复兴公园时,路过荷花池,老马指指池边的走廊讲,“喏,80年代,阿拉刚刚调(到上海)上来的辰光,有三个月坐在屋里厢等工作,迭个辰光没事体做,就到这里看人家教跳舞,然后再去舞厅看录像带,模仿人家。后头听人家讲雁荡路的舞厅里都是高手,就花了20多块买张最便宜的黄昏票去看人家跳,一张票好去30趟呢。阿拉年纪大点,老师们年纪轻,有趟跟在一个老师后面跳,结果呢伊不跳了,停下来回过头看我,我印象特别深。后来一分钱没花,都学会了,啥恰恰、快三、吉特巴,吉特巴晓得(口+伐)?”老马怕记者不了解,轻快地打拍子跳了起来,“嘣恰恰、嘣恰恰”,他结实的身躯突然变得格外灵活,弯着腰曲着腿,舞动起来,双脚在地上有节奏地一前一后弹跳。

  最好是有人一道出去白相,
  但是没呀

  第三次见到老马,是约老马拍照。这天他打扮得格外精神,大镜片的墨镜、大红色外套、黑黄相间的运动裤还有亮黄色鞋带的棕色运动鞋,并提早了二十多分钟等在我们约定的地方。自行车呢,也被装扮一新,龙头的扶手处缠上了天蓝色的绑带,车筐最前头还用嫩黄色的绑带系一面鲜艳的国旗,原本自行车后轮两侧架着的两个红包也换成了橙色和黑色。“我称过了,车上的东西加起来有40斤重哪!”这是老马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
  拍照的地方选在丽园路,离老马的家不远。他出生在曾经“老南市区”的弄堂里,兄弟姐妹们陆续搬走,如今单身的他就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
  “在家里么,就看看芭蕾舞的碟片,听听交响乐。那个芭蕾舞是男的跳得,蛮好看的,特别是‘天鹅之死’的场景,动作漂亮得唻。”老马一边说,一边把右手高高举起,左手弯起来,身体转向右边,学着芭蕾舞里的动作。
  “你就没想过寻一个老伴吗?”看着健谈的老马,记者问。
  老马叹了口气,“一个人,是没办法,交关人都想寻唻,侬去寻,寻不着的啊。我是老观点,跟侬牵手的,要比较了解,相互共事过,要合得来,要人好,气质么要稍微有点。人是感情动物,要外貌看上去蛮适意额,碰不到唻,哪能碰到啊?侬在社会上白相,踏车子,面孔上又不写字的,侬敢搭人家口 ? 侬假使主动搭人家,人家还怕侬唻,年纪大了,圈子越来越小唻,老早子的圈子都没有了,消失了。”
  他嘴角半张开,好像带着些许笑容,但眉头又有些皱,“现在社会上交关复杂呃!再讲时代跟老早又两样了,上趟我踏车子到江边一个公园白相,矮凳上坐了一个老太,比我年纪还大,我坐在伊旁边,就讲了一句话,‘今朝天气老好,明朝又要落雨唻’,老太回我一句,‘侬要我啊?’我被伊弄得戆脱唻,侬讲,我能帮人家搭(口+伐)? 现在去公园啊,言话都不敢讲了。还有趟在复兴公园那个登记旅游的地方,挂了交关广告,我立在旁边,过来一个女的同我讲,‘阿拉一道去,好(口+伐)?’我吓了一跳,一道去旅游,钞票又要侬出,我又不晓得伊啥心想,敢搭讪(口+伐), 快点逃噢。”
  拍照时,老马特别配合,当中还特意回家一趟,去取车架上装保温瓶的包。“前两天去了趟佘山,路上碰到交关踏公路车的年轻人,我就站在旁边看伊拉。明朝呢,就出发去安徽了。”老马似乎不喜欢太安静的气氛,常常会先打破沉默,主动开口讲话。
  “骑自行车,是自己找乐趣唻,家里老是看书也没劲。可惜寻不到人一道出去白相,一道讲讲言话。上趟去太仓,回来路上遇到奉贤郊区的四个老头,比我年纪还大,四部车子后头都带充电的,伊拉讲一天可以踏两百公里唻,停下来等红灯的辰光,我就追上去聊两句,后来就不追了,追不上,现在年纪大了,总感觉踏车子力道没嘎足了。”讲到这里,老马的声音变低了,停下来,默默坐了一会,又叹口气,“最好是有人一道出去白相,但是没呀。”
 楼主| 发表于 2015-4-30 14:44:43 | 显示全部楼层
淮海路边织补摊
2015年03月22日   B01 :星期日周刊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插图/顾汀汀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现如今,很多时候,当衣服破了一个洞时,我们就弃而不穿了。但如果这件衣服比较昂贵,是羊绒衫、羊毛大衣、品牌货,抑或是这件衣服有纪念意义,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补好它。
  所以,织补这个行业始终存在。织补这项手艺,简单来说就是补洞,各种材质的衣物上出现了洞,织补手艺人可以用一根线、一根针,根据衣物的织法纹路,把那个洞修补好,手艺高的,几乎能修补得和原来衣服一模一样。
  在繁华的淮海路上有好几个织补摊,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在淮海路上,而是在和淮海路垂直的马路上,但它们的存在却和淮海路大有关系。据织补手艺人介绍,选摊位一是要看人流,二是要附近的人有点档次,毕竟价格便宜的衣服人家是不愿意来修的。而这,正是淮海路生态圈的特点。
  淮海路上,品牌商店鳞次栉比,其中不乏一线奢侈品牌。时髦的姑娘从品牌商店买下一件衣服,许久之后她或许会转到相邻的小路,寻找一个织补师傅帮忙补个小洞。这,是生活所必需的,所以这样的铺子,一直存在。靠这门手艺过日子的人,50多年前可以安稳地生活,50多年后依然可以稳稳当当地养活自己和家人。
 楼主| 发表于 2015-4-30 14:46:43 | 显示全部楼层
“巨富长”老人群像
2015年03月29日   B01 :星期日周刊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61岁的寿幼森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喜欢拍上海的老房子。
  拍着拍着,老寿发现:“弄堂里厢假使单有建筑物,没人,有点死气沉沉的,不能够体现出人在里厢生活的状态。”于是,他想到了给住在老房子里的老人拍摄肖像。
  事实上,老寿自己也住在老房子里。他所居住的新式里弄,位于由“巨富长”(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三条马路和常熟路所围拢的区域。这个“方块”里的房子,现在基本上都是优秀历史建筑。
  老寿给老人们拍照的想法,得到了居委会的支持。从去年开始,他陆续给社区里二十多位85岁以上的老人拍摄了“居家照”。
  老人们坐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面对着镜头露出笑容。这样的照片充满了细节,让人忍不住要细细看上好久,还想听听照片里的人说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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